文学发展的断代解读应该是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如果将台湾1960年代的女性书写作为一个文学历史的“截面”来进行共时性讨论是否可以质疑？因为，一方面，某种意义上，“台湾1960年代的女性叙事”是一个边际不明的命名。通常看来，因文化立场及其审美意趣的迥异，台湾1960年代的女性书写大体上至少可以衍化为两个不同的写作群体。一是传统女性书写，譬如，发轫于1950年代，成熟而强势于1960年代的林海音、郭良慧、孟瑶、谢冰莹等，以及1960年代开始活跃的康芸薇、王令娴、姚宜瑛、罗兰、叶蝉贞、叶曼、胡品清、姚葳等一批作家；二是现代女性书写，譬如，於梨华、聂华苓、欧阳子、陈若曦、丛苏、古铮、施叔青、孟丝等，而如果从某种身份标识上来看，这拨作家不少亦可称为留学生女性书写。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1960年代台湾文坛语境之所以发生变化，即“反共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此消彼长，则大体形成了这几个方面的共识：一是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钳制造成了台湾自身政治现实的封闭和紧张；二是台湾经济的现代化走向打破了传统价值观的一元化格局，使得传统与现代不同的价值观都“各得其所”而成为了可能；三是强劲的西风东渐，既造成了台湾社会文化心理的普遍西化，又给当下文学的现代主义取向提供了可资“操练”的文化空间。因此，一直以来，线性式的思维使然，台湾1960年代上述几个不同的女性写作群体的共时存在，其彼此的关系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区隔开来，或者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对话”；进而，由于1960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势同主流，顺理成章的，此时台湾现代女性书写得以置放于文学史突出的位置不及其余，如传统女性叙事多被忽视，更成为鲜有质疑的“史实”。 但是，造成台湾1960年代文坛语境发生变动的几个方面的原因，如上述，是否形成“共谋”并实施了对当下女性叙事的改造和霸权？衍生于共时性语境这一“历史事实”本身是否暗示其彼此之间潜隐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或者说是否以某种形式形成关联？而这似乎就从未引发成为一个或可寻绎的言说空间。 中国女性在求取解放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男权政治的压迫及其因由传统与现代割裂所造成的多重桎梏，无疑远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女性都来得深重；而因文化积淀和地缘政治的深刻差异，不同的历史区域或历史转捩期则又呈示出不同的表征。具体到台湾地区，一则，来自传统宗法观念的严厉禁锢，女性主体始终成为“在场”的“缺席”，诚如台湾新文学的“先觉者”张我军所言，“我们现在的社会，不认定女性的人格，这真是令人心痛的现象。……傲慢的男性竟以为这是天命使然，而可怜的女性也毫无疑念”。①再则，历史上看，她们在被隔绝于父权体制内而又隔离于外部世界的同时，还要与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男权话语共同面对外来文化潮流的冲袭，进而在承受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冲突的夹击中，只能独自担当起探求女性自我性别的确立及其“出走”的可能性的历史救赎；三则，1960年代的女性写作主体大多因为政治的悖谬来自大陆，这就使得她们在对大陆故园与此在的他乡是“守望”还是“逃离”的女性书写中又遭遇了民族历史与“国家”话语规约的设障。因此，如果说，现代性之于中国女性的本质目标在于突破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和父权禁锢的重围而争取获得“性别”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及在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民族身份、精神独立及其社会价值的确证，那么，现代性之于1960年代的台湾女性写作主体的本质目标更多了一层在“国已不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历史“承担”，不论自觉与否，在这里，不论是传统女性书写，还是现代女性书写，抑或是海外留学生的女性书写都概莫能外。她们在现代性本质目标主动或被动的追求过程中，既要依存或质疑于既定的男权历史文化传统，又企望在现实处境、外来文化冲击与家国意识重建这一多重价值理性的逼迫中“塑造”富含历史文化与民族特质的女性自我。 进而，1960年代的台湾女性写作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前提。一是五四时期，伴随着现代性的萌动，女性身份的自我认同是在启蒙与个性解放的话语系统内展开的，使其一开始便烙上了“社会性”的文化意味，乃至将性别经验诉诸话语表达时，呈现出了与男权主流价值取向“共舞”的乖谬；二是此前的1950年代一段“苍促”的时间里，她们看似以疏离于主流话语的姿态，“借助”女性自我的乡愁经验，诉说的仍旧是“家国罹难”的“社会性”集体伤痛。“打回老家去”的神话，致使“五十年代文学所开出的花朵是白色而荒凉的”，②或者“文学的收成还是等于零”③，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五四以来左翼进步人文传统的人为中断及其历史的深刻断裂。 这么一来，身临“断裂的边界”处的1960年代台湾女性书写，无论是出于何种文化立场及审美意趣，便都同样无法逃遁地成为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因袭的重要“目标”；进而，在因与故园隔绝而身临历史的断裂、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规范以及西风东渐的强劲趋向的“共谋”及其“合力”作用下，便“不约而同”自觉不自觉地以传统与现代、“在地”与流寓对接的审美姿态，共同叙写出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现代性特质及其吊诡。 我们不妨以下面三位不同审美意趣的女性叙事来展开进一步的观照。 一是可以作为传统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林海音。作为1960年代所谓传统女性写作的核心代表，林海音崛起于1950年代而真正活跃于1960年代。对于她交织着“两地”(北平与台湾)记忆的女性生存境遇的诉说，评论界从来都认为是一种疏离于台湾文坛主流话语的女性经验表达，加之其本人“纯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创办和坚持，林海音无可置疑地获得了台湾“纯文学”核心代表作家的文学史定位。她曾说过：“我和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上，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我才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女婴，也跟着这个运动长大的，所以那个改变人文的年代，我像一块海绵似的，吸收着时代新和旧双面景象，饱满得我非要藉写小说把它流露出来不可。”④“我们被这新鲜的文学时代迷住了，不断的阅读着更多的新书；新的思想、新的笔调，打动了我们的心意，……洁白的心灵上，也知道点缀一些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了。”⑤显然，社会变革过程中那些繁复的种种现代性讯息一直在渗透着林海音主体意识建构的过程，且致使其后来“唯一”的写作重心——女性与“两地”成为了一种表征。《城南旧事》的秀贞、兰姨娘、宋妈，《金鲤鱼的百褶裙》的金鲤鱼，《烛》的韩太太，《孟珠的旅程》中的孟珠等等一系列从“历史”、从“大陆”、从“北平”一路跨海而来的女性，固然是发出了中国女人何以只能“生为女人”而惟其不能做“人”的“天问”，但是，难以回避的是，或者说值得注意的是：就林海音以其与其他同代作家同处于当时“反共文学”叙事的社会语境，也都同样背负着“大陆沦陷”的“惨痛记忆”，却展开了不同于当时“反共文学”多限于写作“大陆沦陷后水深火热”的“社会控诉状”⑥的行为本身，是否仅只能看做是一种“纯粹的女性经验”？其实，林海音对“反共文学”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张道藩还是不乏好感的，但“也却未积极地写作反共文学”⑦，这倒是颇具玩味的。作者不断通过“城南”这样一些富含大陆民国历史的文化氛围和台湾现实处境的“别处”——另类于当时主流话语笔下的“历史”的相互影照，是否隐载着中国现代性变革的某种历史意味？直言之，林海音通过其笔下这些悲惨而无助的女性，实质上暗示着她们在承受男权话语压迫的同时，则以内在情感和生命的张力在进行着弥合历史裂痕的企图。或者说作者在“不经意间”通过对“两地”及其女性生存境遇的叙事，在历史断裂的边界处架起了融通故土与他乡、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维系，也使从“五四”一路跨海而来的中国女性叙事获得了一种扬弃及更为深厚的历史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