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12)01-0067-05 阎连科有着很深的“疾病情结”。这首先源于童年时代亲人的病痛就已浸入他的情感和血液中。他的大姐身体一直不好，“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1]。父亲因患有哮喘病、肺气肿以至后来的肺原性心脏病，58岁时就离开人世。1992年开始，阎连科自己也患上了重度的腰椎间盘突出，不能行走和端坐，只能躺着不动，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有名的“病号”之一。童年痛苦的疾病记忆和自身的疾病体验使得阎连科不由自主地将疾病和残疾作为其小说的主要创作对象和审美对象。 一、阎连科小说中残病叙事的文本形态 在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疾病和残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甚至成为结构作品的核心。在《瑶沟的日头》中，大姐被无名的腰痛病长年束缚在病床上。《大校》中旅长的老婆是一个得了疯病的女人。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以及中篇小说《耙耧天歌》等作品，更是描摹了疾病的千奇百怪及其对人们身心的无穷折磨。 (一)神秘恐怖的喉堵症。喉堵症是《日光流年》里飘荡在三姓村上空的索命瘟神。对于喉堵症的病理学症状，作者没有详细描绘，只有“喉咙里开始肿胀得如喉管里塞了一段红萝卜”、“开始吐血了”[2]等寥寥数语。但喉堵症给三姓村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日趋严重。“初时他们和别的人世一样，人畜两盛，生寿也都六十岁，甚或八十岁，然一代一代的出生与消亡，寿限却慢慢锐减下来。早些时候，村人多都有害黑牙病、关节病，有的弯腰驼背，骨质疏松，肢体变形，甚至瘫痪在床。百余年来，三姓村人又大都死于喉堵症，人的寿限从六十岁减至五十岁，又从五十岁减至四十岁，终于就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境地，到了满世界不和三姓村通婚往来的境地”[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派调研人员来到耙耧山脉，但最终“他们只好惊叹而来，摇头而去……给三姓村留下的是莫名的摇头和不解”[2]。在小说中，喉堵症是一个抽象概念，既无法清晰地认识其症状，又没有科学的理由可以解释。但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让三姓村村民就如同提前接受了死亡的邀约，在恐慌绝望中惶惶不可终日。 (二)苦中作乐的残疾。残疾是一种特殊的疾病，虽然不能置人于死地，却给人类造成永远扭曲变形的身体现实。《受活》中受活庄住着的是成群的聋、哑、盲、瘸残疾人。作者借社教运动的一次会议让受活庄的残障村民来了一次集体亮相：“台下是一片瞎子和瘸子，不瞎不瘸的，又多是聋哑者，你站在瞎群里，你的眼就是两盏灯；你站在瘸拐的人群中，你的两条腿就是两根旗杆儿；你坐在一群聋人间，你的耳朵就是能听千里之音的顺风耳。”[3]那年长的瘸子向柳县长介绍：“受活庄一百九十七口人，有老少瞎子三十五口，聋哑四十七个，瘸子三十三个。那些少了一条胳膊、断了一根手指，或多长了一根指头的，个儿长不成人样的，七七八八，不是这不全，就是那残缺的也有几十口人。”[3]总之，整个受活庄几乎没有身体完整的人。久而久之，这种无边无际的病痛让村民们失去了感觉，他们过着一种与世隔绝、悠闲自在的生活，在这里“那日子是瘸子要用瞎子的腿，瞎子要用瘸子的眼，聋子离不了哑巴的耳，哑巴离不开聋子的嘴”[3]，一村人的日子过得像一家人一样，祥和富足，无争无吵。 (三)泛滥成灾的热病。热病，是丁庄人对艾滋病的民间称谓。丁庄人曾认为“艾滋病都是外国人的病，城里人的病，心术不正的人才会有的病”。直到越来越多的人莫名其妙地死去，他们才明白“一是热病其实并不叫热病，它的学名是叫艾滋病；二是只要当年卖过血的人，那时候十天半月间，有过发烧的，今天必是艾滋病。”[4]艾滋病导致“不到八百口的人，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庄子，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竟死了四十几口人……而且是那死人的季节也才刚到来，到明年，死人会和秋天的粮食一样多。坟墓会和夏天的麦捆一样多。死过的，大的五十几，小的三岁或五岁……”[4] 阎连科细致地描述了丁庄人长满毒疮的躯体和发病时的生理反应：“他的身上开始痒。一夜间，脸上、腰里和腿间，到处都是蛇胆疮。浑身痒得要拿头去往墙上撞。喉咙里也莫名其妙疼。胃里天天翻江和倒海，知道饿却是吃不下。吃下一口恨不得吐出两口来。”[4]作者还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观察患者枯槁、毫无生气的身形和脸色：“根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叫着根柱的人。他瘦得没了人的样，脸是黑青色，眼窝深得能装下两个拳头或鸡蛋。蹲在地边上，我的坟边上，缩在学校院墙的半截暗影里，他像一卷儿从坟里爬出来的鬼。脸上的黑，枯干的黑，如活人被风吹干了。”[4]艾滋病让整个丁庄变成了一座被厄运诅咒的孤城，里面弥漫着疾病的惨烈和死亡的威胁。 (四)绵延不绝的痴傻。《耙耧天歌》的主人公尤四婆从十八岁开怀生育，一连生出三个痴傻女儿，“都是在长至半岁当儿，目光生硬，眼里白多黑少，到三岁四岁才能开口叫娘，五岁六岁，还抓地上的猪屎马尿，十几岁还尿床尿裤。”[5]后来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娃，“哪知孩娃岁半时候，淋雨发烧，本是家常病症，可烧了一夜，来日做爹娘的细心一看，孩娃嘴歪眼斜，话又不会说了，饭碗也不会端了，除了呵呵地傻笑和嘿嘿哦哦地呆看，其余一无所知”[5]。到镇上卫生院一问才知道这病是因为丈夫尤石头的爹患过羊角风，属隔代遗传。尤石头不堪生活的重压跳河自杀了，留下尤四婆这样一个柔弱的女性，艰辛地把四个孩子抚养长大并为他们求婚送嫁，临死时还计划用自己的身骨熬药汤为儿女治病。 疾病不仅影响了阎连科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以疾病作为关注人类生存的切入点，阎连科揭示出了河洛地区的广大乡民在疾病困扰下的伦理传承和变异。 二、阎连科疾病叙事作品中的乡村伦理状况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阎连科认为，伦理起源、形成和发展于山川乡野。透过乡野，最能看清伦理的道德和伦理的乡村文明和野蛮。因此，他的文学创作聚焦“耙耧山脉”，描绘了疾病映照下触目惊心的乡村伦理状况，如父子伦理、婚姻伦理、政治伦理的扭曲变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