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消失的时候》(以下简称《晚霞》)在《十月》1981年第1期刊发后，引起了颇多争议。不久便赶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受到批判，导致作品和作家齐齐销声匿迹。世纪之交，携“地下手抄本小说”之威逐渐重浮地表，礼平也从“失语”变得“健谈”，为我们重新审视这部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提供了丰富资料。由于作者很早就说过：“这部小说的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检讨红卫兵的过失而写的。”①因而我想到，由于《晚霞》通常被视为伤痕小说，那么“红卫兵”身份是否对小说创作产生影响？由于这种身份的存在使得《晚霞》与其他伤痕小说有何差异？这种身份赋予作者怎样的观察“文革”的视角？面对“文化革命”这一整个民族的劫难，“前红卫兵”为我们指出的理想社会是怎样一幅图景？这种“红卫兵视角”怎样与“新时期”接洽，并由此进入一条连接“文化革命”和“新时期”的历史隧道？ 一、楚轩吾的身份反转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题材，更是文学安身立命并获殊荣的唯一依据。为了突出革命的艰难性和正义性，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对立面通常是国民党军中的骄兵悍将，如《保卫延安》中的胡宗南、《红日》中的张灵甫，直至《亮剑》中的楚云飞仍在延续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革命历史小说中对“革命军人”形象的高声赞颂，军队文化和军人崇拜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风靡。“文化革命”中即使连革命政权都要冲击的红卫兵，也仍然要面对“革命军人”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形象：“对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和前一代人的自发性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② 《晚霞》的整个情节其实由两部分组成：主体的爱情题材和附属的军事题材。如果单从表面上看，这两部分的连接比较缺乏技术性，以致显得军事题材部分略显冗余——第二章“夏”用了整整一半篇幅中断主干情节的推演，插叙了一段楚轩吾回忆中的淮海战役，并且在第三章“冬”中也略有闪回，不但与前后情节并无太大关联，甚至有些出力不讨好的意味：徒增了一个“美化国民党”的罪名③。但艺术上的瑕疵并不能取消战争叙述的存在价值。礼平本人对这段不短的“插话”也十分看重。陈毅之子、当时团中央主管文化工作的书记陈昊苏对小说做了这样完全非艺术层面的肯定：“从你对淮海战役的描写来看，你对华野的战史的确很熟悉。”作者立刻表现出了少见的激动：“在我受过的所有称赞中，他的这句话我最看重。我在小说中所写的淮海战役的战略经过，是可以放到军史中去考订的。所以听了他的话，我真有点英雄相见恨晚的感觉。”④这充分说明“淮海战役”之于《晚霞》的重要性。 第一次读《晚霞》的时候，首先吸引我的不是悲戚的爱情，而是雄浑激昂的战争场面。礼平描述战争绝对比谈情说爱更浑融自如：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首先在辽沈战役中全歼了国民党四个兵团，解放了东北全境。随后，华东野战军也于济南战役后整补完毕，从济南、泰安一线向郯城前进，显出南下淮海，进逼徐州的动向。而国民党徐州战区的四个兵团则以徐州为中心，沿陇海铁路从商丘到海州一字摆开。做出北进山东，收复济南的态势。 当时，我们国民党刚刚在东北战场上惨败，已经元气大伤，所以对于华东战场非常忧虑……蒋介石对于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严重估计不足，所以坚决反对放弃徐州，妄图依仗华东的几个精锐兵团，在陇海铁路上摆开战场，与解放军进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决战！ 一开场就是如此气势恢弘的史诗性叙述，尽得革命历史小说之真传，完全是一个革命胜利者豪情万丈的大战略的表述方式，而不像是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人的记忆。另外还有个细节，似乎国民党军自称“党国军队”，而非“我们国民党”；称呼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解放军”(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自称)，而是“共匪”或是“共军”。诚然，国民党俘虏在红色中国不会再说“沦陷”而是当然地改口“解放”，但那是另一套迫于形势所新近习得的话语方式，使用起来自然不会像解放军自己这样顺畅坦然⑤。所以这里的战争叙述者的立场实际发生了错位，是深受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文化和自身军人身份影响的作者⑥——而不是国民党将领楚轩吾——在做着回忆的工作。 礼平“美化国民党”的“罪行”来自这样的评论：“有的评论者指责作者美化了一个‘罪恶累累的国民党战犯’。”⑦王若水却不以为然，认为礼平这样写反倒是对以往“脸谱化”国民党的一个突破，其不足乃是由于矫枉过正，脱离了具体历史环境。至于礼平的原意，从小说中是可以看出的： 可是当他(李淮平之父、华野五纵参谋长李聚兴——引者注)看到我们在战斗中仓促构筑的工事系统时却赞不绝口。他向参谋们说，正是这样的工事布局和火力配备，才使得他们的穿插手段在整个攻击中未能奏效，而只能一口一口地把我们的阵地硬啃下来。 借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之口夸赞败将的军事素质，确实有些“大逆不道”的意味。不过需要看到，这是李聚兴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楚轩吾(黄百韬)所部的赞赏，不但可以展现前者作为正面人物的心胸宽广与卓越眼光，更是对我军神勇的变相赞扬：对于向来以运动战著称的解放军，在个人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处于下风的情况下打一场阵地战最终获胜，这时对国民党军队越是抬升，我军的形象也随之越发高大。更何况这并不是孤立的一段，前面先有李聚兴对楚轩吾一方没能合理使用炮兵提出了不屑的指责，之后又有楚轩吾一抒对解放军的敬仰之情，所以应该说这里并没有太过分地“美化”之处，倒更像是向共产党彻底的精神缴械。近年有学者同样指出：“当然，禁锢初解，礼平还没有眼光和魄力去翻革命史的案，还坚持认为楚轩吾的那段生命‘充满了痛苦和耻辱’，甚至‘罪孽深重’，更让他自悔。”⑧至于有人认为“文革”神圣感的覆灭源于“当他面对着真诚坦荡的楚轩吾和自己倾心爱恋的南珊时”⑨，也并非无的放矢，我们可以在原文中找到其对应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