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范小青《香火》的创作，人们大概早就忘了文学中的佛教。不是忘了佛教，而是忘了文学中的佛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佛教正在日渐兴盛，不仅是佛教，各种宗教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走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建庙修堂，礼拜诵经，成为中国随处可见的场景，这其中的因由，非常值得探讨。 说到佛教与文学，一般是这样的范围，一是指具有文学性质与文学元素的佛教典籍；二是指僧人进行的文学创作；三是指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四是指在主题与审美方式上受佛教典籍、教义和思维方法影响的文学创作。前两者是狭义的，即是佛教文学，后两者是广义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一般讨论后两者。如果谈起中国文学的传统，与佛教等宗教紧密的联系大概算是其中之一，即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而言，佛教就是其中非常活跃的文化元素。大概因为在旧中国，佛教是相对比较鼎盛的宗教，所以，以变革旧传统为己任的新文学主将不少是否定佛教的，如陈独秀、胡适等人，虽然他们谈论起古代文学时都不得不承认佛教的影响，但说到新文学，他们一律主张摒弃，这大概是因为佛教与他们推崇的西方文明、与探讨中国的现代性相悖逆。但是，中国新文学的实践并不因旗手们的态度而佛影难觅，其实，更多的人大概是如周作人一样，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采取宽容和审慎的态度。周作人说过：“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都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①这大概能看出当时文人与作家的态度和其中的无奈与困惑。所以，不少作家，我们间或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佛教的影响，即使如许地山、丰子恺、废名这样被认为受佛教主导性影响的作家也很难以一种宗教概而论之。但是，在他们的创作中，不管是题材与主题，还是审美形式，其佛教的色彩确乎相当明显。到了当代文学阶段，佛教对文学最大的影响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寻根。文学寻根运动重要的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因此，读佛参禅在当时曾经成为文学中流行的趣味。现在看来，成就较高的还是汪曾祺、阿城和贾平凹等。虽然他们直接以佛教作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多，《受戒》大概是最著名的，其他大都是渗透着佛教的义理和美学的色彩。此后，当代文学随着九十年代的写实，就很少再涉及这个领域了。所以，看到《香火》，我们还是有些吃惊的。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范小青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涉及佛教题材，她应该是一位非常“世俗”的作家。她不但很少触碰这类题材，在她的文学辞典中，似乎也未曾收录这方面的词条，难怪不少评论家自《香火》一出，便以范小青的“变化”论之。 《香火》的叙述起于“文革”，作品围绕一座乡村小庙太平寺的兴衰来展开故事。主人公孔大宝是太平寺里一个打杂的，也就是“香火”。庙很小，除了这位香火，只有三个和尚，但是，大师傅在“文革”砸庙之始坐缸圆寂了，二师傅也还俗和村里的寡妇结了婚，三师傅为了寻父，弄清自己的来龙去脉竟一去经年，这庙里就剩下了香火一人。但也就是这个香火，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和他的父亲一起不但保住了太平寺的“镇寺之宝”《十三经》，同时还保住了寺庙。“文革”后，又是这个香火，想方设法，重修庙宇，并且扩大形制，铸钟造屋，使得原本破败的小庙焕然一新，晨钟暮鼓，香火日隆。这是一个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角度值得认真对待的文本，它从乡村政治、民间宗教、文化心理、民俗风情等视角，描述了佛教与乡村生活一体化的关系。正如范小青的前一部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所展示的乡村的“医”与乡村的日常生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彼此重合的关系一样，《香火》呈现的不是佛教(宗教)与世俗生活的对立，而是二者之间的整合与相互依存。它们实际上属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小传统”，与国家政治政治制度与正统知识所构成的“大传统”相并行。在中国乡村，并不是大传统，而是这样的小传统成为其生存与运转的支撑。正如费孝通等所指出的，“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从而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的、交融与妥协的局面。不管是早年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调查，还是近年庄孔韶、王铭铭、王振忠、郑萍等学者的田野作业都表明了这一点。太平寺在村民的眼里并没有想象中的威严，它已经世俗到如同他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空间，而佛事自然也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件自然而然的活动。对村民们来说，他们的佛事比外面的“革命”要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在中国乡村，小传统的作用，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规约远远超过了与他们相距甚远的大传统。《香火》中指的就是大、小传统的不平衡，“文革”等重大的社会生活都被简化了，或者受到了嘲弄。在作品中，县城烈士陵园的遭遇可以看作是大传统的象喻，当政治动乱到来之后，即使像庄严、崇高的圣洁之地烈士陵园也被推倒，陵园的主任也被整得无处可栖，用香火的话说，“你不孬，你为什么要躲进菩萨庙？”作品中另一个大传统的象征是言老师和他的学校，言老师被描写成一个整天之乎者也、吟诵孔孟之训、破敬鬼神而远之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先是学校被毁，接着恢复时借用太平寺作为校舍，然而很快就被迫另寻新址迁了出去。这就是中国的乡村生态，社会学家庄孔韶在对福建玉田县研究之后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权力之争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不过是一个附属地带；郑萍在对河南南和县郑村的考察后也认为：“大传统以政府为支撑力量，形成的话语空间成为其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强大后盾，而此时小传统似乎完全被大传统所淹没，突然间在历史中消失。其实这仅是表层现象，在国家强大政治压力下，表面上人人响应政府号召，而在人们内心深处仍认同小传统……国家权力在渗入地方社会时，小传统的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②甚至，大传统不得不与小传统妥协。在小说中，队长三官是乡村政治的中心，虽然他不能公开反对造反派的拆庙，但却以农民的智慧一次次化解了太平寺的厄运，在这里，乡村基层政治与宗教是默契的。即使山门关闭，和尚星散，村民依然有宗教的需求，起毛的娘病倒在床，半死不活，他只能到庙里来请人做法事，和尚没有了，香火也行。它说明“小传统虽在仪式上有所简化，但却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在村民的思想中得以强化，仍在村落中居于主导地位”③。村民们确实不能左右大传统，不能左右当时的政治运动，不能左右孔万虎们去砸佛拆庙，但他们依然有自己的智慧与策略，这些智慧与策略依凭几千年积累下的小传统的惯性产生出来，通过替代、变通、迂回等将他们的价值、信仰、精神寄托延续下去。正因为大传统的强大，才反衬出小传统的必需与重要，否则，乡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它的内心精神就会断裂，就会造成生活的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