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生涯中能逃避文学史的“规约”，只不过有一些是有意识地去顺应文学史的长河，有一些是在无奈之下被文学史“圈”进了不能翻身的境遇当中而已。“文学的创作，就是在一次次与文学史的‘告别’与‘重返’的过程中完成的。”①在这种文学史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一些时代的“迟缓者”或者“先觉者”，前者被甩在文学史身后，后者成为引领潮流的“旗帜”。而我们发现这两者又是相互转换的，随着时代更替，必然会出现这种身份的交替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中所肩负起来的文学史意义就更明显了：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写作，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停笔”之后又于八十年代“复出”。这两个时间的断裂点将他的写作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先觉者”——“迟缓者”——“先觉者”的有趣的循环(当然，这里的“迟缓者”是必须要加引号的)。这样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比较典型的个例，因为他的“复出”与“归来者”的写作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本文将着重讨论一下汪曾祺80年代“复出”的过程及其原因，以及由这一“复出”所确立的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一、一个作家的“前史” 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被发现，并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可以说“对汪曾祺文学史价值的认识和确认，主要是一个‘倒叙’和‘回溯’的过程”②。 1.概述八十年代前的创作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汪曾祺就已经确立了其青年作家的身份，1947年他即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由于他这期间的创作与沈从文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成为了“40年代后期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③，从事“现代小说”特别是“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实践。“唐湜当年即已指出，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努力是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起点’的，但他的这一预言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得到历史呼应。”④ 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汪曾祺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而深陷政治漩涡中。1958年被追加为“右派”，名义上是单位为了充数，而实际上是汪曾祺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得罪了一些人。《羊舍一夕》便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几年的“下放”让他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有了确切的认识。 “文革”时期汪曾祺算是比较幸运的，他所在的单位北京京剧团成为“江青同志的革命试验田”，而他本人也因为剧本创作上的才华而被江青赏识，在“文革”十年中主要从事“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⑤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江青对汪曾祺采取一种“控制使用”的态度，使他始终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在改编《红岩》时，江青对阎肃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阎肃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道：“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这是中国“御用文人”的普遍命运。汪曾祺自己曾在《我和江青、余会泳的关系》中说：“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对她(江青)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江青确实在“文革”期间拉了汪曾祺一把，但这一段奇特的经历直接导致汪曾祺在“四人帮”倒台后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2.汪曾祺在四十年代 可以说，汪曾祺早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就开始了创作上关于现代主义的探索，小说《复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用极具现代性的语言和意象，采用大段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武侠题材和诗性语言熔为一炉，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种深度结合。汪曾祺当时自称他理想的小说模式是：“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纵观汪曾祺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四十年代可以称立为他小说创作的“实验”时期，他在这期间大胆地运用现代主义手法，打破传统小说模式束缚，在文体方面也大胆创新，突破藩篱，让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四十年代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试验时期的汪曾祺作品总特征是：现代主义意识贯穿始终，只是经过了外在和内在的同化后，现代人难以名状的人生体验往往隐藏在传统味道的牧歌背后，或隐或现地，形成东西方二元维度的双重奏。⑥这些因素决定了他能在八十年代复出，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标杆。 汪曾祺之所以在四十年代能够大胆尝试现代主义手法，与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是分不开的。汪曾祺就读的西南联合大学是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温床，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诗人即出身于此。⑦西南联合大学欧化程度高，具有良好的西化教育背景，而且自由的教学氛围也有利于学生广泛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想。“当时西南联大的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留美的有九十七位，留欧陆的三十八位，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二十三位未留学……五位院长(文、理、工、法商、师范)，全都是留美的博士。”⑧另外，西南联大校园内有浓厚的哲学氛围，文学院院长都是由哲学系主任担任，庞大的教授阵容，系统地介绍引入西方哲学，“教授们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的引入，直接影响了文学观念的变化。”⑨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期间博览群书，他虽然学的是中国文学，但是看的书多半是翻译小说。卞之琳的很多译介作品也深受汪曾祺的喜欢，通过这些小说，汪曾祺广泛接触了国外的现代主义思潮，纪德、伍尔芙、阿索林、契诃夫的小说创作实践和方法对他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汪曾祺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这也是他能在四十年代就跻身重要青年作家，八十年代又复出文坛，影响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重要原因。 汪曾祺对纪德的“纯小说”观念加以变化，保留了其淡化情节、人物、对话的因素，同时又采取了将诗歌、戏剧、散文等各种文体融入小说的手法，赋予短篇小说一个更加宽泛的尺度。“汪曾祺试图融汇东西方的美学思想，用活泼、自由、跳荡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手法、新技巧去冲破传统封建的戏剧化的主流小说模式，打破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新式的现代小说形体。”⑩我们可以在他后来的许多小说中找到这种“打破文体界限”的例证，《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作品都是融汇了散文、诗歌、小说的特征，很难说具体是哪种文体，而是博采众长，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