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进入谢幕倒计时之际，学界纷纷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史，并在21世纪初年陆续推出了一批重量级研究成果。其中，涉及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有两部代表性著作：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和郭延礼著《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前者关注的是“文学史”著述，故而对未曾编撰过文学史著作的杨世骥只字未提；后者尽管没有忽略杨世骥的《文苑谈往》，但因其“不是系统的近代文学研究著作”而将他定位为“业余研究者”①。“业余研究者”而非文学史家，大概可以代表20世纪学术史上及当前学界对杨世骥的基本定位。然而，在笔者看来，杨世骥不仅堪称术业有专攻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有着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和体贴入微的艺术领悟力的优秀史家。 杨世骥在20世纪30-40年代不仅是屈指可数的近代文学史料收藏大家，而且以明晰的文学史眼光和学术史意识，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作出了多方面的学术开拓。他对撰著近代文学史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研究领域涉及近代诗、词学、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且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地图，彰显出近代文学的独特魅力和文学史意义。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杨世骥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方面的突出贡献尚未为学界所认知，以《文苑谈往》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的学术史价值尚处于被遮蔽状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上，杨世骥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对近代文学情有独钟、立志探研且学风异常严谨的学者。他在1930年代一直想写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但由于主观上过于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其后抗战的全面爆发等客观原因的制约，这部论著未能问世。②他所留下来的，仅有《新中华》“文苑谈往”栏目和《说文月刊》杂志刊载的近五十篇探讨近代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的论文；其中的四十篇于1945年被中华书局编入《新中华丛书》，名之曰《文苑谈往》(第一集)。 杨世骥有着宏通的文学史眼光和自觉的学术史意义，且是近代文学史料收藏大家，发为文章，往往既有新材料，又有新观点，这就使得《文苑谈往》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非一部普通的论文集。该著提出了许多极富创见的文学史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学术开拓。比如，该著首次对以“诗界潮音集”为代表的晚清“新诗”运动的创作实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估，并提出了对“诗界革命”历史地位的重估问题；最早指出了湖南新政实行期间樊锥的文章与梁启超政论文的渊源关系，以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之、李佳白在中国的办报与宣传活动开近代“时务的文章”之先河的问题；较早关注近代戏曲创作所走过的三四十年历程中的发展转变脉络与特征，首次从近代文学史视野对晚清以降从传统的杂剧、传奇到话剧演进的“戏曲的更新”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认真的总结；率先指出了以周桂笙、徐念慈为代表的近代翻译文学(尤其是以白话直译小说)先驱的突出贡献及其文学史定位问题；明确提出了以王闿运的诗文弟子为代表的近代旧派诗文的评价标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重新定位的问题；等等。上述问题，均是近代文学史上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可谓眼光独到，发前人所未发。仅从这本文集来看，杨世骥的视野涉及近代诗词、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领域，隐隐体现出著者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构想。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杨世骥对近代文学可谓全史在胸，1941年问世的《晚清文学史话》，为世人勾画出一幅相当完整的近代中国文学版图。他根据掌握的材料，将近代文学划分为散文、骈文、诗、词、曲、小说、翻译七个部门。散文收王闿运、廖平、宋育仁、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萧穆、贺涛、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章炳麟、邓实、田北湖、刘光汉、黄侃、康有为、杨深秀、谭嗣同、樊锥、梁启超、吴贯因诸人；骈文收李慈铭、王式通、李祥、孙雄、屠寄、黄逢元、皮锡瑞诸人；诗收邓辅纶、邓绎、高心夔、曾广钧、易顺鼎、何承道、程颂万、饶智元、陈锐、樊憎祥、黄兆枚、沈曾植、陈三立、袁昶、陈曾寿、胡朝樑、曹用晦、王浩、范当世、俞明震、张之洞、张佩纶、柯劭忞、张祖继、王懿荣、李葆恂、李刚己、郑孝胥、陈诗、郑沅、郑孝柽、吴观礼、李宣龚、黄绍基、宝廷、盛昱、陈书、陈衍、林旭、叶大庄、何振岱、江瀚、夏敬观、杨增荦、华焯、胡思敬、沈瑜庆、黄读山、苏玄瑛、李息、丘逢甲、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吴樵诸人；词收王鹏运、端木採、许玉琢、郑文焯、沈世良、刘炳照、冯煦、冯涛、文廷式、胡越、况周颐、朱祖谋、张尔田、夏孙桐、刘毓盤诸人；曲收姚华、王国维、吴梅、刘富樑、王季烈、童斐、任讷诸人；小说收李宝嘉、吴沃尧、王浚卿、葛啸依、彭俞、曾朴、李涵秋诸人；翻译收严复、王韬、辜鸿铭、林纾、王昌寿、陈家麟、曾宗鞏、王庆骥、王庆通、魏易、周桂笙、方庆周、罗季方、徐念慈、伍光建诸人。③这是他为尚未完稿的《晚清文人志》列出的作家阵容，不啻为一幅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地图，其视野之开阔，材料之丰富，迄今鲜有超越者。 杨世骥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有着很强的使命感，欲以实际行动矫正彼时学界普遍存在的轻视近代文学之风。在《晚清文学史话》中，杨世骥劈头就说：“近三十年来从事中国文学史一类著作的人甚多，然关于近代文学几巨人的叙述每略而不详。论文仅及王(闿运)章(炳麟)吴(汝纶)梁(启超)，论诗仅及范(增祥)易(顺鼎)陈(三立)郑(孝胥)，论小说仅及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的一二部作品，较凭主观的甚至将晚清的文学予以一笔抹杀，这岂是一个从事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态度么？”④有鉴于此，他对近代文学研究极为薄弱的现状深表忧虑，呼吁有共同志趣者“认真地担任起这个重大的而没有人做过的工作”⑤。 杨世骥治近代文学目标高远、态度严谨、学术史意识强、问题意识鲜明，且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和历史评判，既不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学界领袖，又不盲从旧学界权威。在他看来，新学界推崇备至乃至奉为圭臬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剪裁失当”，旧学根底深厚的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断过迂”，遂两面开弓痛下针砭，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著者对晚清繁复的文学流派“略凭主观，加以去取”，其论断自然“流于偏激”，“结果成为贫乏不满人意的著作”。⑥20世纪末，陈平原曾公允地指出：“从一个文学革命倡导者转为文学史家，胡适的优点是有成见，缺点则是太有成见。”⑦而七十年前杨世骥批评胡适对历史“略凭主观，加以去取”、论断“流于偏激”等，指出的正是其“太有成见”的一面。他质疑批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近代诗的评价标准，声言要“涤除二十年前胡适式的那种盲目的肤浅的见解”⑧，明确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评价尺度。他肯定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述文的一部分，材料最充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严重缺陷——“见解太偏颇，新旧的观念过深，论断略无可取”；“而其述诗，述词，述曲诸部分，则材料空乏极了”。⑨前人不足之处，正是他思考和探研近代文学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