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2-0063-24 沈从文先生(1902-1988)写出了一部文学《边城》，又创造了一座学术“边城”。这个学术的“边城”，就是他后半生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之所以这样称谓，既是为了表明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取得的双峰并峙的成就，也是指他的学术研究在当时属于少人问经的边缘题材，但从学界流行的“从边缘走向中心”之位移，这个“边缘”实寓“前沿”涵义。当然，学术“边城”的称谓也表明一种多少有些“被遗忘”的寂寞，相对于“作家沈从文”研究的热络，“学者沈从文”的研究要落后一大步。早在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就有人感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过严肃的检视、争鸣，更无批评驳斥之声，这就如同巨人的肩膀已立在那里了，却没人肯登上去凭高望远。倾注半生的研究心血，在身后激不起波澜，引不来争议，这又是何等的寥落光景”①。这就不得不引发人们的一些联想，究竟是他的学问令人高山仰止不予至之？还是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尚在信疑之间？学界名耄黄裳先生近来发表文章，重提他多年前的一个观点——“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②，这种“一支笔闯天下”的定位，笔底之下隐伏着波澜，或多少有些置疑的意思在。 然而，笔者更愿意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学界权势网络的运转规则密切相关。沈从文师出无门，及门弟子有限，所处位置不居某籍某系的统续之内，所做学问也不在时流大学者的优选之列，逸出权势网络势所难免。但不在权势网络之中，并不排斥他在一个更大的学术脉络中的存在，他虽学非“正途”，其实也是自有门径和学人圈子的。在他通往学者的道路上，就是从求知启智的强烈兴趣入手，追踪时代学术发展流向，取学多方，凭藉“苦读”、“眼摹”、“手追”、“默识”、“心研”、“自度”、“交往”，以刻苦自学打下学问家底而修得学术正果，并非随便翻书攒得零碎的知识学问。故本篇拟爬梳传记、书信、日记、著述、回忆文字等相关资料，从读书、收藏、学人影响各方面，寻绎他学术养成的脉络，试为“学者沈从文”的学术人生做一点开篇处的申论。 一、读书：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 读书是治学根柢。传统读书治学讲究师门出身，现代读书治学更重视体制学历，而这两点，都和沈从文搭不上界。在他各个时期的人生履历表中，学历一栏填的都是“高小”，可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学术讲演时，他又自道是“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③。学制内的高小和学制外的所谓社会大学本难以相较，但它提醒我们注意，沈从文的读书不是那种考试修学分的“学历”，而是一种虽逸出常轨而又是真正读书的“经历”。后来沈氏回顾平生，谈及“书本的影响”，说：“书籍对我发生的影响，比人的影响大许多。”④可见读书对于他的问学实具有非凡的意义。 我们最早比较集中见到沈从文读书经验的，是他作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从文自传》。这部本意介绍他从边地少年变成新文学家的传书，留下了他大量阅读品鉴古史书籍、古器物文字图录和古诗文书画作品的经历。从后视角度观察，毋宁说这也是一部讲述他何以成为学者的“前传”，而这一点常为人目寓却不深究。有意味的是，自传中沈从文从来都是学校里的“逃课生”，但步入军旅生涯后却变成真正的“读书人”。这种刻意区隔的书写，表明他的读书动力来自于内在体会和自我选择。 这些书包括他自有的“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⑤，并石印《千家诗》等⑥，是为他书法诗文习得的起步。芷江驻防时，他在翰林出身、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同乡熊希龄公馆，读过《史记》、《汉书》和一些其他杂书，并从其中十来本白棉纸印谱，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款识⑦。但更多的是来自军中将尉的藏书。他从一个文姓秘书那里经常阅读甚而梦中也翻看的“宝书”《辞源》，获得有关《老子》、《淮南子》等古典文史知识⑧。由于书法出色、缮写能力强，他得以担任军队统领陈渠珍的贴身书记，负责管理这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所藏的“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经常和旧画古董打交道(包括为它们编目、造册与登记)，便“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由于成天翻看所藏《四部丛刊》，在遇到不懂的时代、人名时查阅《四库提要》，终至“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其时沈氏已经摸到读书问学的基本门径，不仅仔细阅读古籍图录，钩稽文献查明各种知识的出处意涵，而且还掌握了传世文献和出土实物互证法以达格物致知的途径。如在阅读《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书时，就经常“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逐渐熟悉所读古文字和古器物各种形制及相关知识，故而自道：“我所读的一些旧书，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中奠基的。”⑨后来他到北平苦住，文学创作之余，“为扩大知识范围”，又把“北平图书馆(从宣内京师图书馆起始)的美术考古图录，和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当作“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印象，取得知识”⑩。 从所读书籍可知，沈从文已步入传统学问的脉络。如所列举《四部丛刊》、《四库提要》两书，网罗我国古代经史子集重要文献，分类流别而予钩玄提要，是研治古代学术的必备之书，后者还被誉为“书即师也……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11)。又如所提《西清古鉴》，为著录清宫大库收藏古代铜器的大型图录，共40卷(另附钱录16卷)，收录商周至唐代铜器1529件，每卷先列器目，按器绘图，后有图说，注明方圆围径，高广轻重，如有铭文，则附铭文并加考释，考证精审，“虽兼取欧阳修等众家之说，但又非诸家所能及”(12)。《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为南宋薛尚功所著20卷金石考证汇编，临摹古器物铭辞，逐条加以笺释，开后世考释金文著录的体例。两书图文并举，合古人“左图右史”读书法则，也启发后来沈氏学术著述图文映衬的文章体例。更为关键的是，从这些“线装书”中，沈从文体会萌生了关于人类文化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实为读书治学的极则和动力：“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