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2)01-0063-06 身体一直穿行在文学的森林,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审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身体话语,“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审美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首次冲动,这种冲动是肉体对理论专制的长期而无言的反叛的结果”[1]。处于“象征世界”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理的身体,而且有一种政治属性。德国当代女神学家温德尔(E.Wendel)说:“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2]身体既有政治性,又是有性别的,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指出,“对身体的控制从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3]。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社会、政治文化、文学各种权力作用于女性身体,尤其是众说纷纭的现代性问题也指向女性身体,因而使女性身体承载了某种指涉及隐喻。“身体在鲁迅著作中是和单独的身体本身无关的,鲁迅著作中的身体,主要是捐献者、受苦者、忍耐者、探索者的精神隐喻,因此身体主要是被描写的对象,而非演说的主体,所谓的身体语言也并不是身体言说自己的语言,而是意识和精神主体借助于身体的言说。”[4]鲁迅在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中,透过对女性饥饿之躯、欲望之躯和疾病之躯的叙述,使女性身体承载“思想启蒙”的隐喻,极力恢复女性的地位和尊严,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并书写了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探索、指引女性解放道路。 一、饥饿之躯——女性的物质困境与男权的经济剥削 虽然女性主义诸多流派对女性经济独立开出了不同的处方,毫无疑义的是,关注女性经济独立、摆脱对男性经济和精神依附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妇女,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与生存现状,必须首先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将自己从经济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主体性而非只是客体的存在[5]。五四时期,鲁迅认为女性解放的根本出路在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精神的自由与独立,但并没有忽视经济权对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首先冷静而深刻地指出经济权对娜拉的重要性:“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6]鲁迅接着指出了经济权对女性解放的普适性,“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6]。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中不仅再次强调女性取得经济权的重要性,而且将女性的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认为女性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7]鲁迅在小说文本中,凭借艺术想象不仅强调了经济权对女性生存和解放的重要性,而且揭穿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经济剥削的阴谋,对女性经济贫困和物质困境给予深切的同情。 《明天》既写了丧夫失子的“节妇”单四嫂在宗法社会畸形伦理文化生存环境中不可能获得同情与理解、支持与救赎的“精神苦痛”,也写出了她经济匮乏、穷途末路的生活“痛楚”。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道:“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痛苦姑且不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经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个人还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6]在“宝儿生病”、“医治宝儿”、“宝儿之死”和“安葬宝儿”四个主要叙事单元中,处处弥散着作家对单四嫂生活艰辛“痛楚”的书写。小说开篇写鲁镇两家灯火熄得最晚:“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自他从前年受了寡,便需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深夜纺纱”无疑表达了单四嫂经济窘迫、生计艰辛的困境,“医治宝儿”、“安葬宝儿”又抽空了她所有的积蓄和家当,“安葬宝儿”后,除了一所空旷的屋子外,她已经一无所有。作品一再反复叙述“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教她喘息不得”。对于“粗笨”的单四嫂来说,“太大”、“太空”与其说是她对生存孤独与孱弱、空虚与荒芜的孤独感与荒诞感,抑或表达鲁迅对“形而上”存在意义的虚妄与绝望,毋宁说是她对“形而下”现实生活困境切肤之痛的感性体验。 《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悲剧固然是深受父权制宗法专制和意识形态互渗结合无情绞杀的社会和文化悲剧,但是经济的困顿、物质生活的艰辛无疑加剧了她悲剧性的生命毁灭。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鲁镇,固然是为了逃避被婆婆当做“商品”一样卖掉的命运,但为了能够活下来、不被饿死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当她被鲁四婶视为“男性”劳力收留后,“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她二次进鲁镇时,死了丈夫和儿子,彻底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当她身体被视为“不净”之躯、赶出鲁四老爷家后,“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当她在风雪之夜冻死街头时,一个下人麻木默然却一语道破她的死因:“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可以说,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绞杀毁灭了祥林嫂。在这里,鲁迅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下层女性的精神吞噬,也让我们看到了经济恶魔剥蚀女性身体、扼杀女性生命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