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2-0087-08 新中国成立初年,关于“鲁迅”形象的重构,成为新中国话语秩序重建的棘手部分。部分鲁迅弟子积极参与了这一形象塑造工程。但这种行为在鲁迅弟子内部引起了分歧、困惑,很快在1952-1954年间酿成内部争辩。以胡风、耿庸等为代表的启蒙型鲁迅弟子依托并不有利的文学资源,对以冯雪峰、唐弢等为代表的务实型鲁迅弟子发起了理论挑战,由此形成两个“鲁迅”形象彼此冲突、悖离的文学史景象。这场争辩是鲁迅弟子内部分裂的公开化,而胡风等人的失败,也是鲁迅精神遗产沦为“可以垄断、可以流通、可以随机使用”的“文化资本”①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研究成为由“党和国家的权力发动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知识分子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这一文化再造工程,在鲁迅弟子中激起了不同的回应。冯雪峰、许广平、唐弢等人主动参与了“鲁迅”形象的改写。1951-1952年间,冯雪峰发表《党给鲁迅以力量》、《论〈阿Q正传〉》、《怎样读鲁迅的杂文》等论文,并刊行了《回忆鲁迅》。许广平则出版了回忆录《欣慰的纪念》(1951),唐弢也发表了《鲁迅思想所表现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1951)、《向鲁迅学习》(论文集,1953)。这些论文或回忆录,虽也向主流争辩“现在鲁迅还值得我们学习”,“鲁迅的战斗作用并没有‘已经失去’”③,但总体而言,它们实际上已构成了主流的一部分。它们强调鲁迅“全心全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④,“极大地响应了现代民族国家对自身历史合法性的诉求”⑤,有效地将鲁迅个人主义哲学“缝合”进了党的文化秩序。其中,冯雪峰影响最大,他在三点上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重构“鲁迅”的原则。(一)鲁迅之于现代革命史的“旁证”价值。冯雪峰称: 鲁迅思想的战斗性和它的历史价值的不朽性,在于他的思想始终是围绕着中国人民的进步要求和革命出路这个中心问题,而以人民革命的胜利方向为自己的摸索与发展的方向,并和中国革命的艰苦、曲折和胜利的道路血淋淋地相结合着的。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及其最后的到达,可以作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有力的旁证之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胜利的旁证之一,尤其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必然要胜利的旁证之一。⑥ 冯雪峰非常清楚鲁迅与“左联”的复杂纠葛,但出于新的文化秩序与“鲁迅”留存的合法性的双重考虑,他构造了鲁迅与革命的“结合”关系,并将鲁迅思想变化当成了印证既定历史事实的材料。(二)鲁迅与党的关系。冯雪峰断定鲁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自任了工农群众的一个小兵的职务”⑦。(三)鲁迅思想分期。冯雪峰发展瞿秋白分期说,认为鲁迅思想发展可重新概括为:从进化论跃进到马克思主义,从革命小资产阶级跃进到无产阶级,从一般的唯物论跃进到革命的、历史辩证的唯物论。这三点对陈涌等“延安派”鲁迅研究启发甚大。 冯雪峰、许广平等对鲁迅务实却不免失实的理论阐释与生活“回忆”,在另一部分启蒙型鲁迅弟子那里激起了强烈的不满。这种鲁迅“重构”不仅意味着鲁迅精神的被“截断”(如其独异生命哲学被抹除),亦意味着知识分子在革命之外的独立价值系统与生存空间被取消。所以,尽管冯雪峰在将鲁迅思想“嵌入”革命历程时做了一定保留(譬如强调鲁迅作为“革命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对时代的超前性),但胡风等仍视之为“背叛者”。1952年底,胡风讽刺冯雪峰说: 还有更坏的,抓到了权就想在文字上歪曲真理,“留名后代”,三花(按:指冯雪峰)是暂时成功了的一个。⑧ 冯雪峰、许广平等“歪曲真理”的做法,使鲁迅弟子阐释的“鲁迅”自然出现差异。1951年,雪苇在华东人民出版社再版《鲁迅散论》(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初版)一书。该书收入《导师的丧失》、《论鲁迅先生的“转变”》、《鲁迅先生的写作理论》、《鲁迅先生思想概观》等文章。雪苇认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不是一般用个‘渐变’、‘渐进’解决得了的”,而是“自始就带着一种一贯发展的特征”⑨。这种对鲁迅思想“一贯”性的强调,与冯雪峰“转变”论隐约有异。同时,对《野草》中的“空虚感与寂寞感”,雪苇亦认为:“在鲁迅的思想中,不是主面而是客面,不是正面而是反面,不是优势面而是劣势面,不是肯定面而是否定面。”⑩这种判断亦与“转变”论异趣:如果其时鲁迅不是深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特别“使他感到寂寞和孤独”(11),那么鲁迅“跃进”的意义便失去根据。不过,《鲁迅散论》撰于解放前,雪苇再版该书亦非有意与冯雪峰论辩,但这种差异最初显示了鲁迅弟子内部的理论裂缝。 明确对冯雪峰、许广平、唐弢等“坐交椅的人们”(12)的论述感到不满的是胡风。1952年前,出于对“鲁迅方向”危机的敏感,胡风撰文表示“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意识的死敌”鲁迅仍是“我们的严师,诤友,血肉的同志”(13),“他并没有‘消失’,他在大笑,他在歌唱”(14)。这些文章针对的是郭沫若、胡绳等关于鲁迅已“过时”的观点,但随着同一壕堑里的战友冯雪峰、许广平等对“鲁迅”不断的改造,胡风的不满逐渐转移过来。在私信中,他时时讥讽冯雪峰。1952年8月1日,冯雪峰约胡风到家晚餐。胡风在家信中称:“(冯)老婆自己做饭,说,我做不来别的事,自己做女工。口气里有些‘个人情绪’的样子。说到正在发表的‘大文’,连忙说,那和你没有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卑怯的东西!”(15)“大文”指何文,胡风未作说明。冯雪峰此时期曾刊发两篇长文,一是在《新观察》上连载的《回忆鲁迅》,一是在《文艺报》上连载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回忆鲁迅》1952年5月16日续完,《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则分别于1952年7月25日、8月25日、9月10日在《文艺报》第14号、15号、17号上连载。胡风对两篇长文皆很不满,但从“正在发表”判断,“大文”应指后者。“卑怯”云云,显然不确,冯雪峰可能是不愿与胡风当面辩驳,尤其是关于鲁迅阐释的原则分歧。实则此次见面时冯雪峰尚未在该文中正面谈及鲁迅,到第17号《文艺报》上他才重点论到胡风最反感的鲁迅“改造”问题,称:“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挫折和紧接着而来的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的期间,鲁迅体验着一次他一生中最为深刻的自我思想斗争和改造……这一次,也就是‘五四’新文学在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第一次所进行的最显著的思想斗争和改造(第二次最显著的思想斗争和改造,是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鲁迅以自己的体验和思想上的伟大跃进,在我们文学发展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16)胡风的不满不断积聚。10月22日,他又说:“三花今天在文学研究所做报告,我去恭听了,说的话也是响应社论,几几乎是他自己打他关于鲁迅的说法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