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断裂。“五四”文学是在“人的文学”的思想视野下追求个性解放、表现个体的心理世界与精神冲突、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人道主义文学，塑造的农民形象是愚昧的、病态的、奴性的；左翼文学是在“阶级性”的现代性思想视野下对革命群体中的人进行审美想象和建构，表现的是阶级对立下经济矛盾和政治冲突。“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不仅存在着对立与差异，而且也有着内在的精神勾连，二者之间有着一道隐秘的精神桥梁相通。“从文学‘自身’来说，左翼文论与五四以来以人性解放为旨归的文学思想和兼容并包的创作状态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断裂，但还是隐伏着几个方面的历史联系，例如，五四的‘思想革命’的主张已包含着社会革命的意向；五四作家普遍的平民意识和偶或出现的‘劳工神圣’的口号可以通连左翼‘文学大众化’的提倡；五四虽有多种创作流派，而其中较多倾向于真实反映现实的朴素的写实主义，好像是为左翼强调‘现实主义’作了铺垫。到了左翼文论的后期，由于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左翼作家和理论家的努力，更逐渐自觉地与五四文学传统相接续，并在演进中深化。”① 以“文学革命”为口号的现代“五四”文学，本身包含着革命的质素。“五四”文学左翼化早在1920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创造社的“革命性”话语大大遮蔽了文学研究会的左翼化转变。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在思想倾向和创作姿态上已经蕴含了左翼文学的精神内涵。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着内在精神联系的。后期创造社对“革命文学”的倡导，加速了1920年代文学左翼化的生成流变过程。1920年代后期，文学左翼化的过程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其焦点在于对乡土中国和农民形象的不同思想认知与审美建构。对1920年代中国文学左翼化的回顾与反思，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当时不同文学流派的审美差异、挖掘其内在精神联系和理念交融，而且对新世纪阶级性叙事缺失的文化语境提供了来源于历史的审美启示。 一、文学研究会的左翼化 “五四”以后，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对探寻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巨大。在各种现代性思潮中，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渐渐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在“五四”时期文坛上两大主力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中，许多作家的文学观念随着时代转折而发生重大变化。以往的研究多数从创造社的后期转变来叙述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但是，事实上，文艺界最早倡导左翼革命文学的是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的。对此，田仲济先生在《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思想》一文中有过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我们一直以为最早提出的是创造社或太阳社……实际上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就有人提出，‘第四阶级者要想扭断这条铁索。非将现在底经济组织推翻不可，非特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革第三阶级的命不可’。从而提倡血泪的、革命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以这样的文学来推动进行俄国式的革命。”②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的宣言中就明确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③可见，文学研究会作家所秉持的文学观是一种严肃、客观、真诚、为人生的观点。文学研究会同人观点的相近，并不说明他们之间没有差异。相对于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人性观之下的“为人生”的文学，郑振铎的文学观点与他拉开了明显距离。1921年，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6期发表《血和泪的文学》，提出：“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总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记住！记住！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④提倡为人生的、客观的、表现“血和泪的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五四”文学走向左翼文学道路上贯通的精神血脉。 不仅如此，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作家在文学对社会的能动作用上，也有着与中国左翼文学一致的认同：1921年，郑振铎在《文学的使命》中提出文学的效力问题，认为文学具有“在哀微的时期，作家于时代精神以外，同时须具有改造时代精神的思想。不仅是无杵的表现与解释他而已”；在感性方面，“我以为文学中虽重要的元素是情绪，不是思想。文学所以能感动人，能使人歌哭忘形，心入其中，而受其溶化的，完全是情绪的感化力”。⑤叶圣陶在《创作的要素》中也提到了文学的效力：“到了尽能做到的时候，文学就有一种神异的力，他一定能写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潜的黑暗，使酣睡不愿醒的大群也会跳将起来。达到这个时候的迟早，全视创作家的努力如何，创作家努力！”⑥1921年，耿济之在《〈前夜〉序》中，对文学改造社会、人生的功用与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换言之，文学作品的制成应当用作者的理想来应用到人生的现实方面。文学一方面描写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另一方面从所描写的里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其结果：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用。”⑦为此，耿济之详细分析了《前夜》的作者屠格涅夫所具有革命倾向性的写作姿态，他认为，屠格涅夫实在是厌弃白尔森涅甫和苏宾两人学问和艺术的事业，而推崇段沙洛夫这种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然而屠格涅夫并不是反对学问和艺术的事业，他也知道这种事业在社会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国“当时”所最为需要的并不专是这种事业，却是需要实地改造的力量和精神。他在自己小说里不但对于白尔森涅甫和苏宾表示蔑视的意思，并且否认与他同时的各种人。他说：像放沙格夫这种人现在是没有的了，所有的只是喧嗓者，鼓锤子，和从空虚移到虚空的人。这句话真是骂尽俄国当时的人，形容尽俄国当时社会的情形！所以这篇小说实在是俄国青年的兴奋剂，凡读着这本书，便明白自己的责任并不在于空虚飘茫的言论，而在于实地去做改造社会的工作。此书一出，俄国不少青年男女都觉悟过来，争着学段沙洛夫和叶林娜，大张“争自由”“谋解放”的旗帜，以做各种民间的运动，而促成社会的改革。由此可见文学与社会和人生实在是很有关系的。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