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曾经辉煌一时，但中国通俗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发展的瓶颈阶段，传统型的社会谴责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明显地不适应读者的需要。1921年通俗文学的老牌刊物《小说月报》转交给新派人物沈雁冰编辑，并不是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突然对新文学感了兴趣，而是读者对《小说月报》越来越冷漠。1920年第10期的《小说月报》只印了2000份，是《小说月报》有史以来销量的最低点。沈雁冰接编后的1921年第1期的《小说月报》印了5000份，而且马上售完，第2期就印了7000份①。从印数的消长中可以看到《小说月报》在市场上的冷暖。此时的中国电影也处于发展的艰难时期。从1905年电影落地中国开始，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西方引进的电影就是不能进入中国老百姓的文化视野之中，“国产片是否真的绝望”、“中国电影的生路”等问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然而，就像服了一贴灵丹妙药一般，中国通俗小说和电影在1921年以后忽然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脱胎换骨般地面貌一新，双双进入了黄金发展期。这是一贴什么样的“灵丹妙药”呢？它为什么能够发生如此效应？这其中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一、两个电影案例：《火烧红莲寺》和《啼笑因缘》 真正被中国观众所接受的电影是《火烧红莲寺》。当时观众看这部电影的疯狂状态，报纸上的报道连篇累牍。沈雁冰感叹道：“《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之中，而每逢影片中剑侠放飞剑互相斗争的时候，看客们的狂呼就如同作战一般，他们对红姑的飞降而喝彩，并不是因为那红姑是女明星胡蝶所扮演，而是因为那红姑是一个女剑侠，是《火烧红莲寺》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影片的批评从来不会是某某明星扮演某某角色的表情那样好那样坏，他们是批评昆仑派如何、崆峒派如何的！在他们，影戏不复是‘戏’，而是真实！如果说国产影片而有对于广大的群众感情起作用的，那就得首推《火烧红莲寺》了……”②沈雁冰是对这部电影持批评态度的新文学作家，连他都对这部电影产生的疯狂状态连连感叹，就更不用说报刊上的那些溢美之词了。 《火烧红莲寺》是一部什么电影呢？这就要从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说起。《江湖奇侠传》是1923年连载于《红》、《红玫瑰》上的长篇武侠小说。这部武侠小说一经连载就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很多人每个星期(《红》、《红玫瑰》为周刊)都等着看故事的发展，成为了“江湖奇侠传迷”。这其中就有明星公司导演张石川的儿子。张石川看到儿子这么痴迷《江湖奇侠传》，突然来了灵感，随即与郑正秋和周剑云商量，决定由郑正秋根据单行本中第八十回“游郊野中途逢贼秃，入佛寺半夜会淫魔”到第九十八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浏阳县妖人说实话”等章回改编电影剧本。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28年5月13日，电影《火烧红莲寺》第一集就出世了，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大受欢迎，从第二集开始，《火烧红莲寺》干脆抛弃平江不肖生的原著，剧情更加天马行空——逃出红莲寺的知圆和尚联合崆峒派与昆仑派展开恶斗，双方剑仙各自施展绝技，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胜负难分之下又互请高人，直杀得天昏地暗，也引得上海的观众对影片如痴如醉，欲罢不能。由于越拍越怪诞，到第十一集时遭到了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取缔。可是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权力仍然敌不过观众巨大的热情，第十一集禁映后不久，第十二集却很快就上映了，第十二集与第十一集放映时隔仅两个月。电影一直持续拍了四年。《火烧红莲寺》的这把“火”，足足烧了十八集。 《火烧红莲寺》的“火”还未熄，又一部电影将观众的感情推向高潮，那就是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拍摄的《啼笑因缘》。《啼笑因缘》是张恨水1930年3月17日到1930年11月30日连载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的畅销小说。连载的《啼笑因缘》赢得无数读者，报纸订阅量由此大大增加，读者纷纷给报馆写信，谈自己的读后感想。一股“啼笑因缘旋风”随即形成。《啼笑因缘》刚刚连载完，第二天《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就告知读者，“明星影片公司，已决定摄制影片”。1932年，由张石川导演，胡蝶、郑小秋主演，明星公司摄制的《啼笑因缘》正式与观众见面，掀起了新一轮“《啼笑因缘》热”。电影《啼笑因缘》也是连续电影，一共有六集。不过，不像《火烧红莲寺》那样越拍越天马行空，六集《啼笑因缘》基本根据小说改编。它吸引观众的不是令人咋舌的离奇，而是委婉缠绵的悲剧，赚取的不是掌声，而是眼泪。 在电影的推动之下，小说《江湖奇侠传》和《啼笑因缘》更为畅销，正版、盗版不计其数，成为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经典作品。中国电影更是从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以明星公司为例，到1927年已经亏损19000多元，公司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据丁亚平根据有关史料的统计，明星公司拍摄《火烧红莲寺》以后的1928年，依靠第1—3集，盈余47393.93元；1929年，依靠第4—9集，盈余25505.79元；1930年，依靠第10—16集，盈余25505.94元；1931年，依靠第18集，盈余19986.83元③。电影公司的亏盈还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外来的艺术形式电影在中国扎根了，它开始有了广大的接受者。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和电影都找到了发展的“灵丹妙药”，那就是：携手并进，比翼双飞。为什么通俗小说和电影联手就能成为各自发展的动力呢？其中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 二、精彩情节和本土文化的结合 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早期中国电影工作者非常明白电影要走进中国必须要有本土性。为了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中国电影最初是将一些戏曲搬上银幕，以至于中国人最早叫电影为“影戏”，但是这一招效果并不明显，于是中国电影开始在古代文学和曲艺中寻找素材。例如《庄子试妻》、《莲花落》、《崂山道士》、《荒山得金》、《胭脂》、《猪八戒招亲》、《孙行者大战金钱豹》、《薛仁贵征西》、《珍珠塔》、《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孟姜女》、《唐伯虎点秋香》、《牛郎织女鹊桥会》、《莲花公主》、《韩湘子九度文公》、《济公活佛》等等。从片名中就可以知道，它们来自于《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和一些民间传说。看得出来，电影试图用中国观众熟悉的故事来加强电影的本土性，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早期中国电影工作者确实很努力，可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到20世纪20年代初时，中国电影开始关注通俗小说的改编，例如包天笑就根据自己的创作和翻译的小说改编过电影《一缕麻》、《友人之妻》、《空谷兰》、《多情的女伶》；徐枕亚改编过电影《玉梨魂》、周瘦鹃改编过电影《水火鸳鸯》、朱瘦菊改编过电影《采茶女》等等。对通俗小说的改编给中国电影带来了起色，包天笑改编的《空谷兰》就有了很好的票房。此时的电影虽然说有了生机，但是绝对谈不上繁荣，甚至还谈不上扎根，因为中国观众还没有真正认可这种艺术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