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3-0183-10 通行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书写，“南北”和“新旧”是划分学派的两个关键性指标①。大致而言，新文化运动以降，民国文史研究的学术版图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师生为中心，主革新；南方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为中心，对新文化多持批判态度，被对手视为“守旧”。此种学术分际，又成为1990年代后“重写学术史”背景下今人讨论民国学术与学人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由于学界对重接学术香火充满期待，富于热切的师承、门派“寻根”意识，欲重树学术偶像，从旧的学术史中寻求研究范式的新突破。这也使得民国学术谱系被赋予一层浓厚的“今典”意味。 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名“文学院”)巩本栋教授，在近几年为系内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课程，并在讲稿的基础上编著《中国现代学术演进：从章太炎到程千帆》一书。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巩本栋述学以学人为纲，从章太炎一直讲到程千帆和周勋初(二人均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程千帆于2000年逝世)。巩本栋认为，当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术传统源自清末章太炎，“由章太炎所开启的一脉学统，经黄季刚承之，加之吴梅、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刘永济的多方开拓，再助之以刘师培、鲁迅等，遂有以沈祖棻、程千帆、周勋初等为代表的东南学术传统在当代不但发展创新”②。最重要的是，这条清晰的“东南学术”传承线路，即构成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统。 回顾校史，现在的南京大学在1952年由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文理科合并而成。金陵大学为教会大学，创立于19世纪末。而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南京大学，其前身即1949年前的国立中央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就将其系史回溯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时期(有国文部、国文系、中国文学系等机构名称演变)。因教授兼课、学术资源相似和处同一地域的缘故，两校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相关课程、学科和学系差别不大，在时人眼中属同一系统。 从南高师时期直到1949年，中央大学中文系即有“旧学”之名。强调文言文、反对白话文，重视古典文学文献研究、轻视新文学创作，推崇固有文化、排斥西学新学，是该系治学和教学最重要的特色。这不仅是“他指”，更是“自认”。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南大中文系老教授胡小石在公开场合作出检讨：“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当时同为东南大学时期同事的陈中凡(钟凡)，虽然没能像胡小石那样敢于自我批判，但也深感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那种风气(守旧，甚至是“反动”)，自己也应负很大的责任③。然时过境迁，1949年前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气，现今又已重新评判，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专业)一段辉煌的历史神话，更成为该系昭显学术实力、与同业立异的重要历史资源。 本文以中央大学(含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系为个案，剖析当时文学④教学、治学风格与“国学”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之分和权势争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历史上中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其二，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⑤，故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注重“探究学派被编成谱系的进程”，而非“编织学派的谱系”，是本文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一、《学衡》之外：南高、东大“守旧”形象的再认识 1923年，尚为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提及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⑥。以上所言，治学取向的“新旧”和地域上的“南北”成为判断是时学术派分的标尺，这不仅是各地学者“不通声气”的隔绝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间的对立。陈训慈所在的东南大学向以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对峙而闻名，常被当时的舆论界和当下研究冠以“旧”或“南方”之名⑦。如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以反对新文化派白话文运动为指归。《学衡》健将胡先骕在该杂志停刊后多年指出：“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今年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而《学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东南大学的“朴学精神”：南雍师生反对“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不问华夷，不问今古”⑧。虽然南高、东大以融合古今中西为期许，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南高、东大的学术风气实为守旧。此种印象一直延续至今。如杜正胜提出：近代中国的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两相对立⑨。 1922年1月《学衡》创刊，曾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的吴宓自始至终是该刊的主持者。此外，同校教授刘伯明、柳诒徵、梅光迪和胡先骕等人是主要撰稿人。1927年之后，《学衡》杂志时停时续，影响力大减，到1932年停刊，主要原因是吴宓1925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职和学衡派学人的星散⑩。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惟新是从的学风笼罩下，《学衡》“业已玷污，无可补救”。1927年11月，胡先骕曾建议吴宓改组《学衡》，改在南京出版，以期“焕然一新”(11)。不过，胡先骕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吴宓更未能使《学衡》摆脱困境。而且，吴宓与《学衡》在南京的社员(主要是中央大学的张其昀和缪凤林等人)也存意见分歧，直接造成吴辞去总编辑而杂志停刊(12)。要言之，《学衡》与中央大学的关系已愈来愈疏远，后期的《学衡》庶几为吴宓一人之事业。且《学衡》并非纯学术刊物，而是更接近“文化评论”(“思想”)一类。有论者已注意到的，《学衡》和以柳诒徵师徒为骨干的《史地学报》的旨趣和体裁有较大的差异(13)，或许《史地学报》更能呈现东南大学“学术”的面相。在当时，东大国文系与《学衡》的指向也有不同。陈中凡晚年回顾他在1921至1924年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那段往事时说，“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学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14)。陈中凡反对“复古”或有后设性，但《国学丛刊》与《学衡》确实在风格上大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