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边界的勘探、确认和移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无论确定在“五四”时期还是晚清，无论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新见解还是发掘出陈季同的小说《黄衫客传奇》，每当树起一个新界标，都会剧烈地变动现代文学的历史地貌，变更文学的规则和评价标准①。当代文学的文学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不一定没有踏勘边界的必要，例如现当代文学的转折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学边界问题研究等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这些研究同样会影响到当代文学地图的重绘，影响到对80年代及其后文学的再认识。 一、“七十年代”叙述 2008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2010年，该书的大陆版由北京三联出版社推出。这本书重新勘探20世纪80年代文学边界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李陀在序言中说：“我们相信，凡是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发现，原来那一段生活和历史(按：指70年代)并没有在忘却的深渊里淹没，它们竟然在本书的一篇篇的文字里复活，栩栩如生，鲜活如昨。”为解释选择70年代的目的，他进一步对70年代与60年代和80年代的关系做了深入讨论：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不是一个很显眼的年代，尽管在这十年里也有很多大事发生，其中有些大事都有足以让世界历史的天平发生倾斜的重量。但是，前有六十年代，后有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似乎给人更深刻的印象，特别对中国人来说，那是两个都可以用“暴风骤雨”或者“天翻地覆”来形容的年代，而七十年代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两团狂飙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一个沉重的叹息。这个十年，头一段和六十年代的狂飙之尾相接，末一段又可以感受八十年代狂飙的来临，无论如何，它好像不能构成一段独立的历史。这十年显得很匆忙，又显得很短暂，有如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有如历史发展中一个夹缝。② 众所周知，这种重新重视70年代的观点，在80年代是被人严重轻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的表述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是从思想僵化走向思想解放的六年。 这是破除个人崇拜和打碎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使人民民主得到发扬，艺术领域人为的“禁区”被不断突破的六年。 这是文学从十年历史迷误的黑暗胡同里走出，阔步迈向未来光辉大道的六年。③ 在他们看来，7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思想僵化”和“文化专制”的历史时期，80年代则是走过重重挫折的一段“光辉大道”。在这样的历史理解中，1976年粉碎“四人帮”被当作了80年代文学的新起点。而李陀拒绝用这种断裂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他是要试图重建80年代与70年代和60年代的历史联系，希望从这段史前史中分辨出潜伏在80年代的多重思想脉络，继而重新勘探80年代文学的边界。 《七十年代》作者之一陈丹青帮助李陀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亲历者的叙述证实70年代是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的： 1971年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头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到密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头，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④ 如果按照埃斯卡皮每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会出现新的思想浪潮、涌现另一代作家群体的说法⑤，这种个人叙述是能够成立的。因为明明已被确定为新继承人的人物突然又被宣布为敌人，确实令这一代人非常震惊。他们原来对权威革命叙述一直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这种宣布就使60年代终结了，狂热盲目的青年政治运动终结了。这也许就是这一代人精神生活的新起点，历史变局彻底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路向。就在这时，刘青峰、礼平和北岛秘密开始了《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和《波动》等小说的写作，它们从文学的层面证实了60年代终结的讯息，北岛对当时人们精神状态惟妙惟肖的叙述已经带着点戏谑的成分：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五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劈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拉嗞拉，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分。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1点在《国际歌》声中结束。⑥ 李陀、陈丹青是想搭建起80年代文学与前十年的联结点，但是这种联结点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十分清楚。正如柴尔德指出的：“考古遗存是由人类行为导致的某些结果所构成的，而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竭尽所能重新组织这些行为，以重新获得这些行为所表达的意图。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便可称得上是一名历史学家。”⑦他还警告说：“并不是我所提到的所有事项都值得被列入严格的历史范畴。”⑧显然可以认为，尽管李陀和陈丹青意识到80年代文学叙述中应该拥有它自己独立的史前史——70年代。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历史和史前史的联结点必须经过“重新组织”才能出现，并不是所有的个人记忆都值得划入“历史范畴”。所谓的“历史”必须是一个“值得”的“历史”，尤为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一个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历史”，而并非关于历史叙述的一盘散沙的议论。北岛显然是非常清楚这种联系的，他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明确对查建英说：“现在看来，小说在《今天》虽是弱项，但无疑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只要看看当时的‘伤痕文学’就知道了，那时中国的小说处在一个多么低的水平上。”所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在精神血缘上和《今天》一脉相承”。它还孕育出美术品种：“除了《今天》的人，来往最多的还是‘星星画会’的朋友。‘星星画会’是从《今天》派生出来的美术团体。另外，还有摄影家团体‘四月影会’等，再加上电影学院的哥儿们(后来被称为‘第五代’)。陈凯歌不仅参加我们的朗诵会，还化名在《今天》上发表小说。有这么一种说法‘诗歌扎的根，小说结的果，电影开的花’，我看是有道理的。”他还声称：“诗歌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就是地下文学和《今天》。”在这种意义上正是前者“启发”了80年代文学，80年代就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出现这样的高潮”⑨。于是，从70年代白洋淀诗歌中走出来的《今天》诗群，就成为80年代“伤痕文学”、“先锋小说”和“第五代”电影的史前史，因为这种叙述建立的历史理解是，没有《今天》杂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80年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