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二○○一年出版的、由您主编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有一个副标题：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很有意思，您今天的讲演题目是“今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在您看来，相对于九十年代，今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是否只是在九十年代的层面上的惯性滑动，只是一种不改变基本属性的数量增长，还是有断裂、有异质？ 王晓明：我想是两面都有。比如，一九九○年代初，以王朔的小说为标志，已经出现了那种整体上是消极的、以讽刺和自贬自嘲来消解无所适从的精神苦闷的风气。这不奇怪，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第一次——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第一次——丧失了方向感。一九八○年代，中国人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改革，虽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对改革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大体还能指向差不多的方向。但到了一九九○年代初，巨大的挫败，人一下子被打懵了。而王朔的小说要表达的，正是一种总体上消极的自我调整：从原来那种高举着理想的旗帜、积极去创造新世界的立场主动后撤，由此取消原先的奋斗目标，断定那根本就是虚幻的，人根本就不应该那样高调，那都是虚伪……这实际上是以不断缩小人生内涵的方式，来重建平衡、帮助人重新适应严酷的现实。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二十年前王朔他们以相当精英的方式开创的这个自我调整的方式，现在是被大众广泛地采用了，“除了适应现实，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这样的判断越是被普遍接受，这种消极的自我调整就越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九○年代初的文学真是非常敏感，提前十多年，就将一种此后不断壮大的社会和精神趋势，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王侃：在您的概念中，当今中国的文化地图大致是个什么样的面貌？文学在这个文化地图中处于什么位置、什么地位？ 王晓明：这么说吧，今天的中国人，是同时受制于三个社会系统的：第一个是国家机器主导的政治系统，它以“维稳”为宗旨，竭力加固我上面说的那种普遍意识，“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成文和不成文法，持续训练人接受这样的自我定位，“现代人，就是如下两面的结合：合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第三个日常生活系统，它安排人以“居家”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内容，从儿童时代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一直到老。这个系统持续地发展一种具有极宽的包含力的“居家文化”，对人潜移默化，要将他造得除了“居家”的舒适——当然，这里的“家”并不仅限于小家庭和公寓范围——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正是这三个系统合力造就了今日中国的支配性文化，它像一个三足怪物，分别满足这三个系统的运作需要。如果这三个系统能相互配合、有效运作，那么，它们似乎就能对付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诸多困境和危机，这个社会也就能顺利地再生产下去。 不过，这样的情形可能无法维持，国际国内的各种限制，令这三个系统越来越难以有效合作。这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形成了激烈的文化斗争：支配性的文化虽然张牙舞爪，好像据有压倒性的优势，不顺从的，甚至对抗性的文化因素，却也源源不断地冒出头来。说得粗略一点，这就是当今中国基本的文化版图。 从这个大的图景来看文学，情形也是相类的。目前的文学世界中，声势最大的是“盛大文学”及其纸面的通俗文学同盟军，它们的合流汇成极大的气势，但其中的泡沫也很大；其他各类文学都受它们挤压，以不同的方式，与它们形成程度不同的矛盾关系：有的是比较尖锐地反抗，有的力图井水不犯河水、绕道而行。无论“严肃文学”还是“博客文学”——借用今天下午讲演中的词，都是兼有这两种情况的。 王侃：其实“严肃文学”也处在商业文学、“新资本主义文学”的生产机制中，受很大的影响。有时我也特别想追问，现在的这些“严肃文学”作家，我不知道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在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中，还葆有多大的主体性、自主性、独创性？另外，我们在讨论文学生产机制的时候，在把所有的文学都纳入到“文学生产机制”这个框架中讨论时，有时是否有些跨界，有意无间地漠视了、忽视了“严肃文学”作家在写作中的自主性？ 王晓明：五六十岁这一代中最有名的那些作家，也许还包括年轻一些的如毕飞宇，他们大概还能葆有比较大的自主性。这是历史决定的：在目前这一套文学生产机制形成并有效运行之前，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声望，有比较稳定的读者群。 王侃：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假如这一辈作家过去了，后面就很难说？也就是说，您对“严肃文学”的未来基本是悲观的？ 王晓明：如果“严肃文学”和现实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大的改善，那么，等莫言这一代作家过去之后，“严肃文学”的境遇就会更严峻。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个是，面对中国现在这样的巨大变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整个世界，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巨大变化，作家有没有能力洞察这个时代，洞察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困境和未来走向？能不能以非常有力的方式，充分表达对这些问题的洞见和想象？这是作家首先要克服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是，社会生活正在加速度变化，人的阅读能力和口味，也随之快速变化，这就对作家造成了一个新类型的挑战：你如何去打动口味已经改变的读者？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社会虽然也变化，但毕竟比现在慢得多，读者的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和口味，也就能在几十年内大体不变，这对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环境，即便几十年不出优秀的作品也没关系，读者群还在，后起的作家只要写出好作品，即便形式上还是老一套，依然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但现在不行了。一种类型的文学，必须不断推出好作品，持续培养年轻读者的喜爱和阅读能力，才能保持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如果二三十年不出好作品，年轻的读者就会转向其他类型的文学或非文学作品，这样的时间一长，你就是再有好作品问世，也不容易再唤回那些已经不习惯阅读你这一类作品的读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这一代作家慢慢淡出以后，新的作家，现在二三十岁、依然沿着“严肃文学”的方向往前努力的作家，可能就会同时面临两个困难：如何创造一个好的内容，以及如何让已经不习惯，甚至没有足够能力欣赏这一类内容的年轻人喜欢这个内容。他们必须付出比莫言一代更大的努力，才能同时在两个方面做得好，这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