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304(2011)06-0094-05 同1950年代很多诗人一样，杨牧也因“诗”罹祸，1958年因反对教材删除“右派”诗人艾青的诗歌而被停学，1962年因印发与他人合写的诗集《学步集》而被控告为参与“非法组织活动”，失去教职，并受到陷害与批判。两年后，杨牧开始了西部流浪生活，成为“盲流”，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中又流徙于南疆各地，生活极其艰辛，饱尝苦头。直至“文革”结束后，他的诗歌才得以绽放异彩，他的自传体纪实之作《天狼星下——中国第一百万零一个盲流的历程》记录了这一切。鉴于杨牧的这种创作身份与经历，他应属“羁旅诗人”①。而考察他的诗歌创作，众多评论者倾向于将其分为三类，即“一类是‘出自诗人对社会人生的真切体验，与国家民族需要一致的真性情的流露’的社会抒情的新边塞诗，如《我是青年》、《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等；一类是‘对新疆南北民情风物、历史变迁富有色彩、神韵，充满遐想、梦幻’的风物型描绘的新边塞诗，如《维吾尔人的黛色幽默》、《哈萨克素描》等；再一类是‘作者的一段生活历程，尤其是心灵活动层波叠浪的展现’，‘富有时代、历史内涵，较多哲学文化内涵’的灵魂型抒写的新边塞诗，典型的是他的三个大型系列十五行组诗《边魂》”[1]。这是将其诗作置于时间与空间性中同时基于杨牧的身份与经历而得出的结论。如此可以说杨牧的诗歌在时间上有了“苦难—新生”的经历，地域上有了“故乡—异土”的叠合，归为一点则是时空的冲突，乃至文化心理的冲突与纠缠，这构成了他诗歌中的张力。甚至可以说杨牧在“西部的性质—自然的形式—畸零与刑罚—异象与灾变—苦难与救赎—垦荒与创世”[2]这样一个大致完整的叙述句子中，基于“畸零与刑罚”与“苦难与救赎”两环且超越了“西部的性质”与“自然的形式”，具有了较大的时空性，其诗作大体具有一种辩证或对位的审美特点。这是他的创作习性。 《我是青年》是杨牧享有盛名的一首诗歌，至今仍为年近不惑者所喜爱。其中所表达的对时代、命运弄人的幽默式愤懑，是一种告慰众人迎头进取的反讽姿态。 我以青年的身份 参加过无数青年的会议， 老实说，我不怀疑我青年的条件。 三十六岁，减去“十”， 正好……团龄才超过仅仅一年！ 《呐喊》的作者 那时还比我们大呢； 比起那些终身不衰老的 年轻的战士， 我们还不过是“儿童团”！ ……哈，我是青年！ 对于那些“青春在沙漠里丢失”的青年而言，这既是自嘲也是不满，“含着泪花，强烈地抒发了一代青年的苦闷”[3]，“祖国哟！/是您应该为您这样的儿女痛楚，/还是您的这样的儿女/应该为您感到辛酸？”“痛楚/辛酸”表达出的是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对位关系。若没有对特殊时代造成自我的磨难，如何会有这样深切的体验和对位性的思考，吊诡的是，杨牧在这里表达的远非对个体命运的哀怨，“他”达成了群体的意义，这是一种卷入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浓厚的“恋母”情结，即对祖国的信任与忠诚，使其常常能把自我的苦难当做是时代的误伤，仍能孜孜不怠地追求既有的价值理性，实为一个苦恋者形象。于此，他们的秃顶“正是一片初春的原野”，他们的皱纹“正是一条大江的源头”，“因而人们完全有理由确认，《我是青年》是诗人作品中最早闪露出现代价值光芒的一首诗，它与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这也是一切》一起，以旧观念的彻底叛逆者和新观念歌手的双重身份，大大提前了中国当代诗歌进入现代生活晨曦之中的时日。他们所共同追寻的，是崇高但不哀戚的魂魄，怀疑却不自沉的信念的血素，是对人的价值与尊严感的大胆认同，是那种从他们多艰的命运和广袤的土地上升腾起来的悲怆、沉雄、自尊，但又潇洒自如的现代精神品格。”[4]“我是鹰——云中有志！/我是马——背上有鞍！/我是骨——骨中有钙！/我是汗——汗中有盐！/祖国啊，既然您因残缺太多/把我们划入了青年的梯队，/我们就有青年和中年——双重的肩！”等诗句表明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感与职责的冲突，人生的航标指向着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未来。这是杨牧对苦难的救赎方式之一。 在《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给我第二故乡准噶尔》一诗中，杨牧对“地平线”的向往也展示了他的这种救赎方式。“黑沙。黑尘。黑风。黑雾。/也曾在这片处女地上肆无忌惮。/我见到过，见到过那个疯狂的年月，/见到过恐怖，见到过劫难。/当罪恶与冤孽蒲公英似地乘风撒播，/我也曾为大漠的晨昏感到迷乱。/我记得那时天地间像座血腥的牢狱，/——地平线，冷得发青的一条锁链……”“黑风”、“黑沙”、“黑尘”与“黑雾”等一些准噶尔土地上的自然景象或天气现象，成为了他对时代的写照，成为了他对疯狂年月的背景，而“背景也可能是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如果一个自然背景，这个背景就可能成为意志的投射。”[5] ——这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但既然不堪回首的时代业已过去，当下需要的是穿透历史的烟尘，走向新生，杨牧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