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1-0115-05 丁芒是一位集诗人、词人、曲学家、小说家、理论家、书法家于一身的奇人，这样的文学艺术奇人往往长期游弋于社会生活的边缘。边缘化的生命形态给予诗人主体较多的磨难，但同时也给予他一种自由的抒情空间①。这对于一个文学艺术奇人的养成和锻造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并非赛义德所阐述的影响巨大的“边缘的优势”论的演绎，就微观的诗人主体而言，自由的感觉和抒情的实现往往从边缘地位能够获得较大的可能。 文学的厚重与艺术的奇崛，对于兼具这两种才能的人，人们一般会从多才多艺方面去欣赏和评价。其实，这样的欣赏似乎远远不够，还应该尽可能地去获取学术的内涵，开掘学术的思路。如果像研究一个边缘性的自由电子一样以学术的角度去审视丁芒个案，则可能会发现，这是汉语文学、汉语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标本。 一、综合的汉语文艺能力 丁芒在当代文学和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这种地位源自他在汉语文艺上多方面的综合实力。正像体育比赛有单项优胜也有全能项目优胜一样，汉语文艺既有单项创作成就的展现，如诗歌创作、小说创作等；也有全能创作功力的呈示。丁芒的贡献即既基于前者，更体现于后者。 丁芒首先是卓有成就的汉语新诗的创作者。从1940年代开始，历经60年，笔耕不辍，吟诵未已，成为新诗坛上具有光泽和魅力的一个独行者。而从1980年代开始，他新诗旧诗创作双翼齐飞，在继承中国诗学传统的同时，注意开发“自由曲”等新式传统诗歌体格，带着针砭时弊的犀利，灌注着亦庄亦谐的精神，在新时期旧体诗歌创作界形成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尤其他的“自由曲”，其讽刺力道即便在2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力透纸背的穿透感。如《涨价风》对物价飞涨的讽刺： 声呖呖巧莺调簧，喜孜孜心花怒放，格登登直把那通天梯儿上。今日卖一元，明日就成双，这火箭的速度，梦也赶不上。三生有幸，几十年才碰上这好时光。坑蒙拐骗，偷吃扒拿，八仙的神通，有了施展的好地方。说什么三令五申，道什么限制检查，一顿酒就把他打得落荒。……菜篮子越买越浅，衣袋底越掏越光。存几个急用钱，那经得一阵阵秋风送爽。……喜得发财人，一个个磕头烧香，一口口喊爷喊娘，面向着尧天舜地，买串鞭炮来放！[1](P16) 作品采用传统自度曲的格调方式，借助元散曲的自由和率性，为新时代的传统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虽然这首曲子将讽刺矛头直指坑蒙拐骗的不法商贩，但所表现出的现实批判锋芒却犀利而深广，并且从未过时。当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阶段，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种不平等甚至腐败现象会以一种相对密集的态势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文学家拿起创作的武器进行批判和针砭，也就成为一种需要和诉求。诗可以怨，诗歌的批判性是诗歌的社会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的应有之义，并且，诗歌更擅长的是抒发个人情感，从文体形式的天然属性而言，这种批判和讽刺性完全可以纳入个人的强烈的爱憎情感之中。继承传统并加以创新，明白晓畅地将诗歌的现实批判及讽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丁芒的贡献。 同一位诗人能够在新诗和旧诗不同的领域创造出不同的亮点，在这中国现代和当代诗歌史上并不多见，足可以说明丁芒所具有的综合的汉语文艺能力。与此同时，在诗歌创作基础上，丁芒还写作过相当数量的小说、报告文学，他的散文也是精彩纷呈，备受人喜爱。 不仅如此，丁芒还是诗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坚实开拓者。他的《当代诗词学》，被老诗人公木称誉为“捧出了诗人对‘中国诗歌整体的健全完美和发展前途’的沉甸甸的、系统的理论思考”[2]。丁芒其它文学与诗歌理论也具有相当深厚的思想和学术价值，用老诗人屠岸的话说，“丁芒的理论触角伸向诗歌王国的许多领域。他对新诗、旧体诗词、散文诗的思想、艺术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对中国诗歌格律的研究、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艺术传统的剖析、对‘诗感’的论证、对‘诗的模糊’的审评，都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但是我认为，丁芒诗论的精萃，则在于他对中国当代诗歌领地上两水并流、双峰对峙现象所作的审察、诊断和由此而对国诗歌前途所作的预测。”[3](P178)这不仅肯定了丁芒在诗歌及文学理论上的贡献，而且肯定了他的理论在文学发展史上的预见性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丁芒的理论思考并未局限于诗歌，甚至也没有局限于文学方面，他在书画理论上也作出了富有魅力的探索。这与他长期醉心于书法艺术有关。他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对汉字的迷恋使得他不再满足于从诗歌和文章的角度运用汉字，他还需要借助汉字自身的魅力展示自己的才情与腕力、向往与追求。 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既是文学家又是书法艺术家，既是创作者又是理论家，为什么一个人走到了如此综合地把握汉语文艺的境地？——这与他不断寻求诗性的自由，不断追求艺术自由的精神有密切关系。 二、苦涩的自由境界 一位诗人如果长期自由地游走于新诗与旧诗之间，徜徉于理论与创作之间，辗转于文学与艺术之间，除了足够的才情和识力而外，还需要一种自由的身份以及自由的心态。文学艺术创造和才情的发挥所需要的精神自由、灵魂自由，常常与实际人生中形而下的自由处于相对的位势。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物可能贫穷，甚至可能在行为言论方面受到限制，但他的思想自由和灵魂自由却会异常的丰沛。因为他远离了身份的缧绁，拒绝了名利的牵制，除对世道良心和文艺美学负起的道义责任之外，他甚至可以排斥其它的承担。他不怕有什么“影响”，但求内心的申述和表现的快慰。也许，他的声音会受到某种限制，但一旦有机会释放和发出，他将罔顾于艺术之外的一切，那种自由和奔放一如郭沫若在《巫峡的回忆》中所抒发的：“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毫无疑问，这是边缘状态下才具有的自由感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