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了“文革”时期达到高潮。最初的轰轰烈烈之后，1970年代，全国性的知青运动已经从最初的高歌猛进陷入困境，同时，大规模的“招工、招生、提干、参军”，知识青年纷纷想尽办法回城，所谓的“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号召已经显得空洞无力。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时期却出现了一批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长篇知青小说，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计划地出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丛书”，这套丛书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为了及时地用文学形式反映这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艺术地再现我国青年一代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的斗争生活和锻炼成长的历程，鼓舞他们更好地前进，我们于一九七○年秋着手组织创作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① “文革”后期，上海已经成为激进革命的重镇，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善于紧跟政治形势，抓富于意义的重要选题。这批知青小说给我们留下了研究“文革”后期知青运动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郭先红的《征途》、张抗抗的《分界线》即是这套丛书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征途》是较早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品②，《分界线》是由知青作家创作的知青题材长篇小说，这两部小说均以上海知青在黑龙江边疆这片广阔天地中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落户干革命的事迹，塑造了以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受到写作语境的制约，这些作品有着“文革文学”的诸多共同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这种叙述的缝隙中找出这些小说各自的特征和意义点来，进而找出这些作品思想的出发地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对“文革”时期“公开的文学界”进行“个案研究”的一个开始。 一、“再教育”与“塑造知青英雄形象” “文革”时期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从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到叙述方式，都有着非常模式化的特征，洪子诚将这种模式化概括为“作品人物符码化和情节结构规格化”③倾向。这种“人物符码化”首先是“高大完美的主要英雄人物”，第二是“围绕主要英雄的若干非主要的英雄或正面人物”，第三是“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通常是阶级敌对力量”，即反面人物。在此之外，还有“在正面力量与其对立面之间，设置了各种问题人物(落后人物)”。“情节结构规格化”体现为：围绕主要事件(革命事业、生产建设等)展开阶级冲突。常见的结局是：“主要英雄人物在群众的支持下，教育、争取问题人物，战胜、孤立敌对势力。”④这种叙述模式显然是遵循“三突出”创作原则的结果。 作为“文革”小说重要题材之一的知青小说当然也无法出离这样的创作规则，只是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在突出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更具有知青生活的符号特征。在人物设置上：主要英雄人物具有知青身份(出身一般根正苗红，革命烈士家庭或工人劳动阶级)；与此同时还有和知青英雄并肩作战的老领导(老领导一般具有战争经验，并且担任书记或指导员职务)；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角色也必不可少(“贫下中农”一般苦大仇深，具有革命血泪史)；相应地，作为反面典型的阶级敌人大多具有和国民党有关的身份和历史，对现在处境不满，拉拢、腐蚀知识青年，试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受到阶级敌人影响的人物就是落后干部和落后知青，落后干部(一般担任生产队长、工作组长职务)实行“利益挂帅”，不自觉地走上资产阶级错误路线，落后知青多数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或家境较好的城市家庭，追求个人名利和生活安逸，所以容易受到阶级敌人的诱骗。⑤ 一般说来，塑造知青英雄人物形象、反映两条路线斗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斗私批修、扎根农村干革命等也是1970年代知青小说都会涉及的主要问题。但是，一部小说的创作在触及多个问题的同时，总会有自己的侧重和选择，而这恰恰就是小说的意义点所在。 郭先红的《征途》是“文革”时期知青题材小说中较有分量的一部，并早于张抗抗的《分界线》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丛书”。上海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干革命、经历阶级斗争的考验，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故事，是两部小说的共同主题。除了“上海知青”和“北大荒”这两个关键词之外，《征途》和《分界线》在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叙述方式上都在符合“文革”小说规范的前提下，有着诸多相似性。但是，细读起来，在“知青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如何呈现“阶级斗争”这一宏大主题方面，这两部小说的着眼点还是有很大不同。 塑造知青典型形象，是知青题材小说的首要任务。“文革”中知青小说的情节也多是围绕着知青英雄在进行革命事业中和反面人物的斗争而展开，当然，知识英雄的斗争不是孤立进行的，整个小说情节的展开不能缺少其他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支持、关心和有力帮助，从而造就知青英雄成长的土壤环境。这也是和当时伟大领袖的“再教育”指示不可分割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作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观点，在当年被反复宣传、引申、论证，成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理论，又称“再教育理论”。⑥“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要求“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旨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强调与工农大众的结合。如何把“塑造知青英雄形象”和“接受再教育”成功地结合起来，是知青小说面对的一个很难的平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