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合花》成名，又以柔美的抒情与温婉的风格见称，这常让茹志鹃在文学批评的视域里与诗共誉、与花结缘。有人说她的作品是“散文诗”，如“纯洁秀丽的鲜花，色泽雅致，香气清幽”①；有人则直接以“百合花风格”相赠②以花为喻，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修辞中并不少见，有时自然是出于感性的联想，但更多的时候则与对文艺生态、文学体制的想象有关，这些想象常有“园艺”的原型，暗含“治理”的深意。不论是“香花”、“毒草”的对举③，还是被寄寓了民主、自由理想的“百花齐放”，都不能让人忽略其中“斗争”的题旨④。茹志鹃十七年时期的创作及其评价与上述思维背景和话语方式关系密切，作为这一时期文学中“极为难得、具有特殊风格的花朵”⑤，它挟带时令的风云露雨，留下了供人探幽寻芳的线索。 就在茹志鹃《百合花》问世的同一时期，郭沫若受到“大跃进”的鼓舞，仅用十余天的时间赶制、发表了他那跃动着革命、进步的时代气息的“百花诗”⑥，其中亦有“百合花”一诗，兹录于下：“‘百合花敌赛过所罗门的荣华’，(注一：这是‘新约’里面的话。见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⑦。)/两千年来我们就喜欢这句话；/并不是要表示我们自高自大，/犹太国王所罗门到底算得啥？/但我们在老百姓面前不敢自夸，/是他们把我们栽培，使我们长大。/我们是要体会他们的献身精神，/用花，用梗，用鳞茎来向他们报答。(注二：百合的花和梗研成粉末，有止血作用。鳞茎富于营养，能祛痰、健胃、促进血液循环，是一种强健剂⑧。)” “百花诗”虽属“急就”，每首诗的立意却颇为经心。在这首诗里，亲民、感恩，懂得舍身以报的百合花，显然是对时代主体的一种“询唤”。然而，“新时期”以来，“百合花”这个喻象日渐褪去这些历史的旧迹，获得“艺术”与“审美”的肯定，向着优雅、清新的一义发展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茹志鹃十七年时期的“如花”作品也在经风历雨之后，再度暴露于时尚的选择之下。“审美”的人们见“花”而喜，个中的政治含义常遭隐饰，至今稀见细致的讨论。 1979年，茹志鹃携《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亮相“新时期”文坛⑨。在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两部作品双双入围。最终，《剪辑错了的故事》胜出刘真同类题材小说《黑旗》，在获奖作品中名列第三⑩。茹志鹃获奖的这一年，正是“新时期文学”自我建构的一个重要年份。那些共和国文坛的“流放者”纷纷归来，构成了写作的主力阵容。方之的《汉奸》，张弦的《记忆》，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王蒙的《夜的眼》，宗璞的《我是谁》……这些作品，将稍前一个时期影影绰绰的“伤痕”化入了更为具体、真切的记忆和历史，为文学的“反思”提供了资源、视野乃至规范。 “新时期文学”的构建是以其与“文革”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的区别、对立为基础的，因此也形成了其与后者的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洪子诚曾指出，“新时期文学想象”与“重写文学史”是有内在关联的，“对文学历史的‘改写’，‘重写’，是文学‘转折’实现的条件之一。以新的历史图景取代原有的居主流地位的历史描述，为‘新时期文学’提供历史依据，也提供建构‘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艺术资源”(11)。他还分析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实践过程中，那些具有不同身份、经历的作家在参与“新时期文学”时不尽相同的立场与姿态，他认为，“新时期”(他使用“80年代”这个概念)作家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在50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又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一是有“知青”身份写作者。“复出作家”在“50年代提出、实践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写真实、干预生活、人道主义、题材扩大和方法的探索等)，正是80年代所要挖掘，用以建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财产’；在观念和艺术上，他们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转换’，就能加入到推动‘新时期文学’的潮流中去。一个容易产生的错觉是，‘文革’中大多数作家都是激进文化路线的受害者，因而也都存在‘复出’与‘归来’的事实。其实差别不难察觉。与仅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认为自己是‘非正常’历史境遇的蒙冤者不同，50年代起就被‘放逐’的作家，在相当时间里有一种‘弃民’的身份意识。这种差别，在作家的心理上，会留下不同的印记。‘复出’作家的大多数在50年代确立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他们与现代‘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之间，存在‘既即又离’的关系。他们80年代的写作反映了这一特征”(12)。这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至少是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正是以50年代的“异端”色彩为基调的。洪子诚的分析提醒我们关注“新时期文学”所包涵的历史复杂性。那些在中国当代史的不同阶段惨遭“放逐”作家，其参与“新时期文学”的共同基础在于否定“文革”的“态度一致性”。换句话说，由“新时期文学想象”所缔造的这个“共同体”，远非如当时所理解的那么牢固和统一。 置身于新时期文坛的这群“归来者”之中，茹志鹃的身份似乎是有些特别的。她的经历、观念和艺术构成与洪子诚所描述的那个“复出”作家群体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些作家惨遭“放逐”之时，恰是茹志鹃这颗文坛新星冉冉升起的时候。当时被打成右派、发配南疆的作家王蒙，在将近五十年之后，这样回忆当时的印象：“那个时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他们是文学的骄子，时代的宠儿。”“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切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13)。王蒙所记不虚，他的这些印象大都可以在茹志鹃的经历与作品中得到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