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献礼”的热情 据说，在美国留学期间，诗人穆旦就曾对归国后的情形有过设想，继在西南联大学过俄语之后，又一连三个学期选修俄文课程，背诵俄文字典，翻译普希金诗歌，“译诗将是他贡献给中国的礼物”(傅乐淑：《忆穆旦好学不倦的精神》)。同时，为《文学原理》“做了不少翻译笔记”；且有意识地关注新中国的现实，“就是在撰写学位论文的紧张阶段，还一次次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周与良观点，转引自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 一九五三年初，穆旦与妻子周与良几经辗转，经香港、九龙、深圳、广州、上海，终于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上海期间，他们曾与多年不见的好朋友萧珊等人会面，周与良后来曾就此有过回忆—— 她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她说欢迎我们回到新中国，愿良铮为祖国的文化繁荣做贡献。当她谈到解放后，各方面都在学习苏联时，良铮说他准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她很惊奇地说：你不是搞英国文学的吗？又是诗人，怎么又想介绍俄国文学了？良铮告诉她，他在美国学习时，也学了俄语和俄国文学的课程，准备回国后，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我记得当时他们谈得很高兴，萧珊同志还鼓励他尽快地多搞翻译。我们回到北京后，良铮就日以继夜地翻译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周与良：《怀念良铮》) 好朋友“惊奇”于穆旦的转向，而好朋友的鼓励显然加深了穆旦对于时局的认识。而因为这样一些因素，回国之后的穆旦最初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被普遍认为蕴涵了顺应政治文化的意图—— 一种向新中国“献礼”的热情。放置到当时语境当中，这样一种“献礼”心态同时无疑也是当时相当多经历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萧珊的热情鼓励即可在“献礼”层面来认识。 但萧珊所给予的热情鼓励多半是单纯的、不设防的，时代的风雨及其可能产生的复杂后果多半并未考虑在内——两年后，其时穆旦已被卷入“外文系事件”之中，处境已较为糟糕。穆旦的旧友杨苡到上海。这期间，彼此共同的朋友靳以特意嘱咐她转告萧珊在说话、处事等方面要注意。所谓“注意”，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即是低调，即便才华出众，也不能太张扬。杨苡与萧珊有过彻夜长谈，其中也谈到穆旦。杨苡后来有回忆：“为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好友，一个绝顶聪明、勤奋用功的才从美国回来诚心诚意想为祖国做点贡献的诗人，我认为必须保护他，不要忙着为他出版书，以免招人嫉恨，引起麻烦。她却天真地拒绝了我的担心。”(《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号》) 生性“天真”的萧珊所给予的鼓励以及大力帮助显然大大促进了穆旦的翻译热情。而穆旦原本是带着“献礼”心态回国的，时间既然多有延迟，工作落实之后乃至在等待工作过程中所展开的积极工作可算作是一种争取时间的紧迫感的体现。周与良称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是穆旦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周与良：《怀念良铮》)周与良在不同时期对于丈夫的翻译行为有过多次回忆，其核心要素是强调穆旦对于翻译的那样一种近于偏执的投入。而在亲近穆旦的朋友看来，这种极其热情而勤奋的工作乃是要寻求一种证明：“他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好。”(杨苡观点，见易彬：《“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 从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穆旦共翻译出版译著约二十五种(包括出版改制之后新印的)。译著的顺利出版，自然得力于在平明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任职的巴金、萧珊等人的大力帮助，而这也表明穆旦的热情并没有虚掷，新的体制正在不断构建途中的“新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接纳了他。 二、初到南开 但从重新踏上中国国境的那一刻起，穆旦应该就已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性。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居留北京等待分配工作的穆旦填写了一份“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包括社会关系、“在国内外参加过何种社会活动”、“回国经历情形”、“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等方面信息。“登记表”实际上是交出自己的过去、现状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而这还不过是一个开始，现存穆旦档案之中，有五份类似的表格及三份长篇思想总结材料。可以想象，它们不过是众多材料的一部分而已。 在北京期间，穆旦又见到了昔日的朋友，如在新华社工作的江瑞熙、杜运燮、梁再冰等人。梁再冰后来在检举材料《关于我所了解的查良铮的一部分历史情况以及查良铮和杜运燮解放后来往的情况》(一九五五)中称，当时穆旦曾谈到了“今后的职业问题”： [穆旦]向我们表示，他不愿到学校去教书，或做机关工作，只想做一个“个人”职业文学翻译，翻点东西拿稿费。同时，我们知道，他在美国时把俄文学得很好。当时我们都反对他搞“个人”翻译，劝他到学校教书，以便更快地改造自己。 在去南开之前，穆旦或许曾经试图找过“最适合自己”的“写作和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而朋友们的这种规劝对于穆旦的择业应是有所影响，在犹豫和矛盾之中，穆旦最终和妻子周与良一道回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天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英文组副教授，周与良则去了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按照旧友巫宁坤的说法，穆旦夫妇是在他的“怂恿”下接受南开大学聘书的，当时南开师资紧缺，巫宁坤也私心“希望有老朋友来做伴”(《旗——忆良铮》)。穆旦本人一九五五年十月所作《历史思想自传》中的说法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