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在《现代散文的劲旅——鲁迅杂文研究》①一书中，我曾辟《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论》一章。现在看来，整个思路和基本论点均尚未过时。然而，由于重新全面研读了周作人的散文，再与鲁迅比较，便有了一些新的心得与体悟，值得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比较一番。个别有欠妥当的提法，也有必要加以斟酌。 一、斗士之文与绅士之文 “五四”时期，周作人以翻译家与文艺批评家名世，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都是短小精悍的文艺论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到了《自己的园地》，周作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才出世，并迅即引起了文坛关注。周作人这时的指导思想是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和鲁迅思想的共同性大于相异性。 “五四”之后，在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二周”并肩战斗，有力声援了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控诉了杀害无辜学生的反动北洋军阀政府，抨击了为反动政府张目的“现代评论派”。《语丝》时期，“二周”继续并肩战斗。直至1927年“4·12”、“4·15”的“清党大屠杀”，二人仍在并肩战斗。鲁迅称“清党”中被杀害的革命青年犯的是“可恶罪”，周作人称之为“思想罪”；鲁迅称青年的血吓得他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周作人则直接质问倡议“清党”的吴稚晖、蔡元培以及对杀人默不作声的胡适之；鲁迅写了《铲共大观》②，周作人写了《诅咒》③，鲁迅写的是“清党”中南方(长沙)的“看杀头”，周作人写的是北方(天津)的“看杀头”，都抨击了“清党”的暴徒以及“看杀头”者的愚昧。李大钊烈士被害后，周作人写了《偶感》④表示哀悼，也发表了《日本人的好意》⑤驳斥日人报纸《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的诬陷。这一时期周作人写了大量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成了他生命史上十分光辉的一页。仅此而言，周作人简直比乃兄鲁迅还急进。 然而，眼看国民党的“清党”以“胜利”结束，“国民革命军”进驻了北京，《语丝》在南方也遭到了查禁。在种种威压之下，周作人退缩了，他写出了《闭户读书论》⑥，提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专门读书，此其时矣”，“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从此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周作人基本上是退回书斋，不问世事了。周作人不是说自己身上有“绅士鬼”吗？现在，“鬼”变成了“人”，周作人真的成了绅士了。 如果追根溯源，“绅士周作人”并非今日始。如前所说，早在编集《谈龙集》、《谈虎集》时，他便把当年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的那些文字(总计五六十万字之多)统统删掉了。1930年之后，他发展到否定一切文艺论战，贬之为“二狗相咬”，给人看哈哈笑，其“绅士风度”也就发展到登峰造极了。这种“绅士风度”，自然不能不投影到他的散文创作中去。钻故纸堆，侍候花鸟虫鱼，不食人间烟火，似乎他生活的不是内忧外患的中国，而是恬静的世外桃源了。 而此时的鲁迅，则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大步走上了中国“左翼”文艺的行列。他并不要当什么“左联”的领导，事实上他也不是什么“左联”的领导。他只不过深深寄望于“左翼”文艺，也深深寄望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罢了。他并不像周作人讽刺的那样，“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是一袋尼采”。⑦而是在扬弃了尼采的“超人哲学”之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相信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一直是一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者的民主斗士，晚年更有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从《而已集》、《三闲集》一直到《且介亭杂文末编》，人们看到了鲁迅思想前进的鲜明轨迹，也读到了一篇篇斗志昂扬的战斗檄文。这些战斗檄文也许没有周作人的绅士之文小巧、精致，但它们却是属于“别一世界”的。 二、闲适与激情 不问世事，闭门读书，带来了周作人悠闲舒适的生活，也带来了他一篇又一篇冲淡闲适的散文，即使不计花鸟虫鱼和古书书话，单单这样一些篇名也就不难看出周作人的闲情逸致了：《吃菜》、《论居丧》、《男化女》、《和尚与小僧》、《再论吃茶》、《鬼的生长》、《关于苦茶》、《骨董小记》、《冬天的蝇》、《柿子的种子》、《情书写法》、《关于禽言》、《入厕读书》、《说鬼》、《关于雷公》、《谈鬼论》……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称自己“街头终日听说鬼，窗下通年学画蛇……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寓斋吃苦茶”。与这些文章题目也真是若合符节，苦雨斋主周作人真是远离尘嚣了。 按照绅士之文的标准，周作人当然是合格的，也是有所谓“情趣”的，文坛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鲁迅推荐他为“五四”新文学中散文写作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既包括他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也包括他的《永日集》、《看云集》直至《风雨谈》等三十年代散文的。在《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论》一书中，我曾写有这样一段话： 周作人到底写了些什么小品呢？……大多是写“草木虫鱼”和读书笔记。“草木虫鱼”多少还有些生气(或者说“趣味”)，而那些读书笔记却大多是“废纸堆中讨生活”，一味陶醉在霉味冲天的陈谷子烂米中。当然不能说他读的那些书以及他的读书笔记毫无价值，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实在和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相去太远，太不谐调，只能消磨读者的斗志，浪费读者的光阴。多读周作人的这类读书笔记，就只有萎靡不振之一途，要想奋发有为则万万不可得也！有些文章，如《入厕读书》等，更是无聊之至了。因此，从总体上说，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平和冲淡”实在起了极坏的消极作用，是不值得人们大加肯定的。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