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辛辣讽刺的语言大都令人恐怖。说到冷嘲，笔锋所及，论敌都必须有经受刺骨之寒的心理准备。今年春天，日本杂志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要骗人》(原稿为日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后由作者译成中文发表，收入杂文集《且介亭杂文末编》——译者注)，日本人根据他悲痛的姿态而理解了这篇文章，其实那不是理应引人注目的他自然持有的冷酷表情吗？他在冷嘲热讽之中令文章上达，冷中带热的格调在当代无人能与之比肩。“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郁达夫的评论，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正是他文章的真面目。 二十年文坛生活在争吵中度过，大骂新月派、创造社，攻击小品文派，最近又以文艺家协会相争。固然很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招来忌恨。一再被人骂为伪善者、变节者、中国的“堂吉诃德”。因被骂而骂人，而招致争吵。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无花的蔷薇之二》) 这是刺向段祺瑞的“匕首”，不能认为是“文人相轻”场合下战斗意识的削弱。 讽刺和反语是战斗的武器，对进入罗网的猎物，总是耐心地引导它疲于奔命，而后决不宽恕，给以致命一击。“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郁达夫，同前)，这就是他的论战之法。不论是与“新月派”论战，还是在女师大问题上的斗争都是如此。揭露嘲讽、毫不留情，敲骨吸髓、紧咬不松。与创造社的论争尤为壮绝，对手只骂他是“破落户”，这一招尤见效果，使他难以回击。那其中的几篇，现在读来，即使是毫无关系的读者也能觉察出他的不快。鲁迅说，创造社(勿论第二次)意识中的革命文学就像是乳臭未干的小儿的哭闹。对方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语丝》四卷一期，钱杏邨《死去的阿Q时代》)这是鲁迅的恶作剧，大都是小儿的戏言。这样看来，双方都在尽力地嘲骂。当时创造社(以及太阳社)对语丝派的论战，日本也有类似的事情，其中一方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卤莽进攻，一方却是“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他们只是巧妙地创造了骂辞。当时的时代只是用脑袋发动革命，其间只有鲁迅一人冷静地面对文学上的李立三路线，为此鲁迅受陷被诬，从以下的材料可以得到印证。 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这是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虽为领袖，却显出罕见的怯弱，这是他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情感的真实流露。无论是谁，都始终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更不要说鲁迅，他是最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那样辛辣反语的产生，大概只能理解为是他思想观念激烈的自我矛盾的结果。面向他人的刀刃最好要柔韧。揶揄革命文学的同时，也逼迫自己学习革命理论。创造社也是如此，并非只是有了余裕就挥起“奥服赫变”、“珰鲁迅”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劲儿地表现迫于压迫的冲动情绪。“今天是革命的八月八日，在这革命日的革命朝的革命九时，看了革命申报上的革命广告”(《革命广告》)，郁达夫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满身血腥的并非只有鲁迅、创造社，当然也并非只是被段祺瑞杀害的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令人恐怖的俗论，使鲁迅赢得先知先觉的赞誉，如果鲁迅因此而算得上英雄的话，那么正因为那些反对的理由，同时还因为自我解剖，自命凡庸，鲁迅才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还是看一下他的作品吧。 《狂人日记》发表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的第四期第五卷上。 《狂人日记》最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时，本来对文学无知的我读完之后也异常兴奋，只要到友人那里去，就对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中国文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你要是读了《狂人日记》，在大街上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就会产生发表自己意见的欲望……(引自《鲁迅在广东》，增田涉《鲁迅传》) 《狂人日记》所带来的狂热尽如以上所言。此外，还有两点要说明白。第一，它是新文学最初的作品，是作为文学家的自觉的最初态度，并且不囿于此。第二，对于社会的思想界来说，也并非在当时先进的知识阶层开了风气之先。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年前就已经写成，不止如此，半年后还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出现的事实(接下来还有吴虞阅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后，调查了有关吃人的历史文献，写出《吃人与礼教》。以上都出自《新青年》)。 《狂人日记》虽然喊出了对封建桎梏的诅咒，但那种反抗心理，只限于本能地冲动地憎恶，并没有明确表达对个人主义性质的自由环境的渴求，因此，民众精神导师的先驱意义就甚为淡薄。他的作品大都带有日本情调，大概是由于融入生活的民间风习的缘故，不仅限于儒教熏陶，还在独特的伦理色彩气质等方面未曾脱尽近代意识的反对者们的百姓根性(这是很自然的，也决不是说只限于题材问题)。除去《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二三篇，鲁迅的作品大都没有问题，从人的兴趣入手，坚实的古典手法常常更被欣赏。因为鲁迅，也因为中国现代文学，那些作品赢得了极高的赞誉。《狂人日记》发表三年之后郁达夫写出了《沉沦》。打个比方，把《狂人日记》比作《浮云》，把《沉沦》比作《棉被》也许很恰当。这个譬喻把二叶亭和鲁迅相比较，不管外在的类似有多大，鲁迅存在着不是理想家的致命缺陷。换一种说法就是鲁迅没有预设的目的意识，也不制订行为规范。气质上和鲁迅没有很大差别的周作人，吸收了北欧特色的自由意识，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个人虚无哲学。与此相比较，鲁迅一直生活在文学世界里，缺少观念思索的训练而带有十八世纪的遗风。他也许领先了一步，但不领先十步还是不能超越时代。即使理解了果戈理乃至安特莱夫，也理解不了尼采(参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自我的批判)，这是鲁迅宿命观的矛盾之处。鲁迅所表现出的矛盾，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矛盾。晚年，他停止了创作(《故事新编》中的诸篇不成为问题)，搁笔的也不是只有他，既然不是“比起用手写作，用脚逃跑更匆忙”(增田涉《鲁迅传》)(这种说法是鲁迅的假话)，那么就是他的手跟不上他思维的结果，因为用否定一切的热情无法处理好自己思想观念上的其他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