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北京出奇地寒冷，但是这仍然难以阻挡文学“年度总结”隆隆的脚步声和企图为每年的文学“收成”做报表的急切的心跳声。 在一个社会分层激荡以及全媒体和自媒体(博客、微博、直播)时代，似乎无论是诗人的人数还是诗歌的数量我们都有难以置喙之感。当我们从诗歌的茫茫大海中企图“钓”几条“鱼”上来，谁能够保障这些鱼就最能够满足各种人的胃口？诗选无疑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五四过去没几年，刘半农和朱自清为了编辑文学选不得不上街去淘那些刚刚诞生没几年就成了“古董”的诗集。而1980年代以来，诗人不仅直接参与了诗歌运动、诗会、笔会、诗歌奖、诗刊、诗选、年鉴，提出诗歌概念等，而且有的诗人干脆自己开始了新诗史的写作工作。自1990年代以来，众多出版社都推出了各种诗歌年选和诗歌年鉴(如漓江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等)，而当下的年选更是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而新诗批评家和新诗史家又往往图方便而直接从这些诗选、年选中寻找话语资源并经过各种方式糅合到历史叙述当中去，那么这种历史叙述本身的“合法性”也不能不成为问题。所以一定程度上对那些名目繁多带有不同程度问题的诗选和年鉴要审慎对待。而新诗年选，一般的选稿范围都是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如《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星星》、《扬子江》、《诗潮》、《诗林》等，而这种“流行”的编选原则在所谓的诗歌年度总结时总会多多少少对当下的诗歌写作事实造成某种遗漏。当然我们也不必全求责备。而在一个出版受到市场操作和经济效益原则支配的今天以及诗坛自身的“潜规则”(编选者的好恶、圈子利益等)，编选过程实则有相当大的限制，而编选的结果则不能不令人大跌眼镜。 当《诗刊》在2011年12月号(下半月刊)率先推出“2011年度诗选”的时候我想这首先是一种表率和姿态，很有些意味深长的感觉。换言之，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诗歌年选，而是对中国多年来的诗歌年选生态、格局甚至标准产生不无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诗刊》在诗人和评论家以及普通读者那里“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的荣光似乎在新媒体不断开放、发表，个人和自由化以及批评无序化的年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诗刊》作为所谓的“官方”和“主流”刊物仍然受到关注，但是在一个写作愈益开放的年代似乎一个《诗刊》的容积已经难以涵括所有重要的和优异的文本。诗刊社在今年推出诗歌年选，其“愿望”和“出身”显然值得关注，这也是这份重要刊物多年来少有的一个出人意料的举措。众所周知，每年的年度诗选已然形成了一种“诸侯割据”的格局，有所谓仍然坚持“民间”立场的，有所谓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院派”或“泛学院”姿态，此外还有“博士诗选”(本人也曾作为博士参与其中，但“博士”身份是否就能代表了编辑年选的资格？)，还有出版社与著名评论家“合资”的年选，更有一些融合了各种文化资本、地方权势、“圈地”运动以及诗人“小团体”利益的各种年选。说白了些就是“分座次”和“发果果”，顺便颁发下诗人的资历证明。我曾经连续三年比照过五六种诗歌年选，结果是每一个年选重复的诗人并不乏见(甚至很常见)，但是却几乎很少有重复的诗歌文本。这让我怀疑年选的底线、标准和可能性问题。居然有的诗选的视野只局限于七八个刊物，我想年选的问题已经不单是编选者的个人眼光和诗歌趣味的问题，而是牵扯到诗歌生态、文化场域以及编选者的“身份”、“立场”等更为复杂不清的问题。而诗刊社今年率先推出的“2011年度诗选”无疑会对其他年选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其他的年度版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口和入口，也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不无重要的参照系。 首先需要对诗刊社的这个年度选本做一个技术上的分析，这会涉及“视野”和“底线”以及编选的“可能性”问题。 这份年选涉及的诗人数量为254(因为特殊原因其中有个别诗人重复)。“诗选”的资源主要来自两个方向，其中“期刊扫描”(所涉及的114位诗人成为诗选的主体)、“重点推荐”(2人)、“年度新诗人推荐”(5人)、“年度精选”(13人)、“年度网络影响力”(4人)的资源来自《诗刊》之外的诗歌刊物和综合性刊物(共涉及大约40份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报刊)①；另一个就是《诗刊》自身的资源，包括“年度优秀诗歌推荐篇目”和“重大题材诗歌推荐篇目”(主要集中于《诗刊》7月号和8月号)只留存目(计116人)。显然这200多位诗人在年选中所占的位置是有“梯队”和层次性的，这首先形成了《诗刊》与其他文学刊物之间的一个比照。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发问，在2011年哪个文学刊物发表的诗歌更具有说服力？哪一份刊物能够真正做到“只为优秀作品负责”？与此同时，年选的“重点推荐”、“年度新诗人推荐”、“年度精选”、“年度网络影响力”无疑是属于加了“着重号”的部分。性别比例和“年选”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关联，但是我还是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份年选涉及的女性诗人大约在40位，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也给那些仍然怀有“性别”立场和情结的批评家和编选者们提了个醒，或者说在当下“性别”和写作的关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也许作为写作者个体来说，性别和书写之间肯定存在着特殊的差异和关联，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当下的诗歌群体构成，女性已然不再是“稀有之物”，其写作意义自然也不同。多年来，读到每一个年选时我更看重和注意那些“陌生”诗人的名字。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些“无名”和“陌生”的诗人就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而是说很多的诗歌年选已经丧失了“发现性”，也就同时丧失了“选择性”。显然对于每一次的年选而言，有些诗人已经是“老主顾”了，每年都榜上有名，成了“名牌”和“免检”产品。这似乎可以说对每一本年选来说都比较“保险”，因为有这些“名诗人”撑场总不会导致“冷场”的局面。但是这无形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筛子孔有些过大，那些居于“二线”和“三线”甚至“大后方”的诗人则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和无情的“遗落物”。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言，《诗刊》的这份年选我所“陌生”的诗人有十多位。我想这个比例已经能够说明问题，起码印证了编选者们“发现”新锐的姿态，这从单独设立的“年度新诗人推荐”可以看出。我曾经一直有一个冲动，那就是编一部年度“陌生”诗选，所选的诗人都是自己以前从来都没有注意或读到过的。我相信这份“陌生”的年选和那些更多以“名诗人”撑场面的诗选之间会形成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甚至“僭越”。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陌生”诗人的诗歌就一定写得有多么重要和优异，而是说编选者的视野一直是“惯性”的。为什么不能“左顾右盼”一些？为什么不能在“观花”的过程中从马背上下来？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真正阅读？为什么不能够对真正优秀的诗人和文本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