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12-0124-06 作为综合性文化期刊的《新青年》①，在其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937年作为其向文学转型的时段和关节点，具有重要的传播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1937年《新青年》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是此年度第六卷第四期“文艺特辑”②的出版。通观《新青年》既往诸期可知，其皆以综合性政治、文化期刊宗旨布局。至1937年之初，文学创作虽在容量上有较大增加，但仍然没有改变期刊既定的综合性面貌。大量诸如《民族协和之重要及其方策》、《新青年怎样趋于王道和正义》等政治性言论，常常占据《新青年》的半壁江山。而1937年第六卷第四期则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此期所刊全然是文学作品，这使该期《新青年》成为彻头彻尾的文学专业刊物。这一期的作者阵容也相当强大。古丁的《一个无诗的诗人的日记》列为首篇，次之刊有《鲁迅语录》：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此言出自鲁迅《半夏小集》一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10月《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半夏小集》由九段议论性杂感组成，是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就的，此文中有斥责日本占领东北的言论，即使是《新青年》所引的第八段文字，也显示出鲁迅对于敌人的怼怒。如今我们对《新青年》录引鲁迅语录的初衷并不清晰，但其客观所起作用显然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积极意义。与此同时，《新青年》还录有另段鲁迅语： 爱伦堡(Ilia Ehrenburg)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引自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言，而《八月的乡村》如鲁迅所言，是“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写下了这样的传世文字：“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这部“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③的《八月的乡村》，其序言却为编辑者节录于《新青年》上，尽管还仅是序文开头的一段，仍可见其隐匿的反叛性是客观存在的。 此外，苏克的《暮景》、王固的《疯人的故事》、刘爵青的《镇子上的学校》等小说以及骧弟的《火焰的祭物》等诗歌、董汉的《满洲诗坛的流变》等评论，自有其文学的力量，他们共同组成了比较强盛的阵容，将《新青年》的文学转型推向了极致。 在1937年的《新青年》文学创作队伍中，苏克(王秋萤)以其《暮景》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位，此作在《新青年》诸小说中亦显示出特有的内涵和韵味。《暮景》充分借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塑造了一个罗亭式的人物。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一个出身于破落贵族的青年人，对生活充满理想，能言善辩而缺乏行动与实践，事无所成。《暮景》中老徐的朋友“他”有着与罗亭相似的性格。“他常有一些好听漂亮的理论玄想”并将其示人以炫耀自己；他向往自由，极欲冲出旧家庭的牢笼在社会中有一番作为，然而却始终未付诸行动。对于生活与事业的选择，“他”抱定“要发财便须当官”的信念，终至当上村公所助理员，“躺烟馆、嫖妓、打牌”“成了他生活的日课”，以审案、打人为乐，终于堕落成令人作呕的生活的失败者。作者在《暮景》中塑造的这个人物，具有人生的警示意义，黄昏暮景中的老徐从“他”身上所汲取的教益便是对行动的执著与坚定。《暮景》以其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思想内涵，显示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成为《新青年》文学创作中地位显赫的一篇。 该期《新青年》虽以“文艺特辑”问世，但在编者看来，原来预设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旱灾》、《现阶段文艺之把握》等文因故未能刊出。《编后记》中又如此写道：“编辑‘文艺特辑’由收集稿子到大家核计，到上司审阅，到衙门检阅，在这期间我又得着一回教训，我更清楚的看见了我们的‘文艺’的命运，呜呼！”这一感慨从特定侧面暴露出伪满洲国文学统制的情状以及编辑者对此的不满与无奈。 《新青年》“文艺特辑”开篇刊有《卷头赘语》，由一组随想体议论文字组成，通篇是编者对时下文学的某种批评和认知，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文论史意义。其一写道： 作者的意识和生活应当是一篇未经文学型式规限的作品，所以批评家当为未能全部理解作者表现于作品另一面的作品——潜意识和私生活时，批评多少是冒险的鲁莽的。常常看到评文中有作者在作品中取材如何巧妙，当然在作者希图强调作品功能时是重要的技术，然而我们却当注意那会使人联想及粉墨登场的俳优的。 这里编者特别强调了文学批评的整体意识和社会学方法论。评价一部作品，不仅仅只跟从文本，还须联系作者原来的生活与意识；只关注到作品从生活中取材的“巧妙”，当然令人感到那只是一种经过装扮的滑稽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