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星期论文”是1930年代由胡适、蒋廷黻、傅斯年、丁文江等人担任撰稿人的著名政论专栏，专栏基本上囊括当时最优秀而有公共关怀的一群知识分子，讨论主题涉及内忧外患的中国的各个层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期才结束。除了作者群体、媒体文化、思想资源、舆论话题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特征之外，“星期论文”作为公共舆论在论述风格上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其明晰清楚的行文风格和对话商榷的讨论态度，在“星期论文”中很少看到佶屈聲牙的表达，也很难发现强词夺理的“宣传口腔”，也没有文人习气明显的反讽、影射、揶揄等感性措辞，相反，“星期论文”大都是在一种言说者与阅读者人格平等的预设下，用学理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讨论问题，几乎没有进行人格攻击式的词汇。 可以说，“星期论文”具有“绅士风度”的学理化公共舆论特色正是作者群精神人格特征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种典范的公共舆论，是因为作者群一方面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染，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大都有名士作风和儒雅性情，文如其人，展示了他们的个性与胸襟；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绝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曾经耳濡目染西方文明的精华，浸染过西方经典文化，并且在长期的学院教育中养成了说理的思维方式和讨论的对话态度，因此，以他们为主体的“星期论文”的文风自然就亲切平易，晓畅动人，就好像与读者在谈心一样自然恰当。当然，这也与胡适作为“星期论文”的精神领袖，自觉地提倡一种朴实明白的文风有莫大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专栏“星期论文”与当时活跃的一份同人刊物《独立评论》的精神旨趣是近似的，而这两个专刊(期刊)的作者群体也是高度重叠的。在1930年代胡适与陶希圣围绕行文风格的问题还发生了一场有趣的论战，通过对这场论争的考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到支撑“星期论文”学院风格的语言基础。胡适在表述方式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论争缘起于胡适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名为《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的评论。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先是概述思想界的一个现象：“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就像变戏法的人搬弄他的‘一个郎当，一个郎当，郎当一郎当’一样。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同一个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的不同的意义。我们这些受过一点严格的思想训练的人，每读这一类的文字，总觉得无法抓住作者说的是什么话，走的是什么思路，用的是什么证据。老实说，我们看不懂他们变的是什么掩眼法。”① 接着，胡适以陶希圣的文章《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为例进行分析。他认为陶希圣在文章中使用的“资本主义”概念是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替代近代中国变法图强的诸多历史事实，用有特定内涵的“封建主义”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前现代历史，因而造成混沌、笼统和抹杀事实的恶果。而陶希圣认为没有殖民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话语，在胡适看来，就是用连串的名词的排列来替代思想的层次，来冒充推理的程序，因此是作者文风上的懒惰和武断。陶希圣在同一个段落里六次使用语义分殊的“自由”概念，被胡适批评是“滥用一个意义可广可狭的名词，忽而用其广义，忽而用其狭义，忽而又用其最广义。近人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名词，往往犯这种毛病。这毛病，无心犯的是粗心竦忽，有心犯的是舞文弄法”。②胡适把这种作文方式导致的后果归纳为“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③ 胡适把这种文风的罪魁祸首归结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字障的遗毒。古人的文字，谈空说有，说性谈天，主静主一，小部分都是‘囊风薄雾’‘捕风捉影’的名词变戏法。”④胡适所沿袭的仍旧是对中国传统文风的弊病的抨击，而不像时人会认为这是食洋不化的产物。最后，胡适针对这种滥用名词和概念的现象提出了诊治对策：“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得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例如用‘资本主义’，你得先告诉我，你心里想象的是你贵处的每月三分的高利贷，还是伦敦纽约的年息二厘五的银行放款。)第二，与其用抽象名词，宁可多列举具体的事实：事实容易使人明白，名词容易使人糊涂。第三，名词连串的排列，不能替代推理：推理是拿出证据来，不是搬出名词来。第四，凡用一个意义有广狭的名词，不可随时变换它的涵义。第五，我们要记得唐朝庞居士临死时的两句格言：‘但愿空诸所有，不可实诸所无。’本没有鬼，因为有了‘大头鬼’‘长脚鬼’等等鬼名词，就好像真有鬼了。滥造鬼名词的人自己必定遭鬼迷，不可不戒！”⑤ 这篇文章一发表，马上引来陶希圣的反驳式回应。他在紧接着的《独立评论》第154号从几个方面反驳了胡适对其文风的批评。首先，他认为所谓以偏概全的掩眼法，如一说到西方就是资本主义，一说到中国文化就是八股、小脚、太监之类，如果成立的话，作为批评者的胡适在为文时一样地存在这种以局部事实做整体判断的倾向和表达。其次，他认为用抽象名词代替具体事实并没有错，也是现代社会知识专业化之后无法避免的，不可能通过穷尽罗列概念的方式去进行表达。胡适所谓的语言空泛是因为用抽象名词描述抽象事实所导致。最后，他认为胡适不允许其将近代中国设造船厂、办铁厂等看作资本主义，是因为胡适的“看法是孤立的、散乱的、琐碎与偶然的”。⑥而没有用联系的观点观察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