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12)01-0026-04 一、延安文艺对现代性的选择 很长时期以来，延安文艺被认为拒绝或阻碍了文艺的现代性追求。李欧梵先生曾经在《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明确指出，延安整风运动否定了“五四”文学的两个标记——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将创造性文学的价值降到政治的附庸地位，“现代追求中的艺术性方面被政治的紧迫需要所排挤”[1]。事实上，现代性的构成十分复杂，是“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2]。尽管关于现代性的定义意见不一，但人们对于现代性建构的多重性还是取得了大体相同的认识。它或者被区分为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与美学概念的现代性[3]；或者被阐释为作为文学-审美概念的现代性、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现代性以及作为涉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结构概念的现代性[4]；或者被解释为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四大进程相互作用的过程[5]。其中，现代性的社会-历史方面得到了基本一致的认可，即现代性发生的基础在于理性的苏醒与发展，以及由此而促成的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都市的崛起、市场经济的发生、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等。 对中国而言，“现代性”是外来词语，关于它的词源历史、意义演变等需要从西方语言及其历史中才能得到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描述西方世界的专属概念，它已然成为描述人类活动历史的普遍的概念。对于1940年代的延安而言，缔造一个现代中国也是别无选择的出路。当时的延安正处在典型的前现代时期，农业文明是支配性的，经济大多处在小农经济时期，甚至边远一些地方四五百人中很难找到一个识字的，而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整个县内也只有一两个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这里的影响极其有限。因此，延安边区政府(以下简称延安)自入驻以来，即开始探索和推动辖区内的现代化转型，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延安以极大的信心努力探索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途径，至少在特定历史条件内部分地实现了这种变革，构建起新型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理想的现代社会指向了科学的、技术的、工业的、进步的民族国家的方面，即作为社会-历史的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它渴望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渴望创建平等的社会秩序、渴望脱离蒙昧落后以迎来先进的新世界。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6]。毫无疑问，延安创建民族国家的努力正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实践过程。 与此同时，延安边区政府在文化上的现代探索也在进行中。这个区别于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文化被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那时的“当下”一面是积重的前现代历史境况，一面是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谋取民族独立自由和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是最大的、最紧要的、最真实的现实。因此，延安在文化领域的构想不可能不是功利的，不可能不与政治相关联。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被看作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艺术至上主义是延安文艺所严厉反对和坚决拒绝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门见山地指出，研究文艺问题的目的就是要“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7]。文艺批评的基本准则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尽管他还谈到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但政治的首要性无可置疑。在艺术的功利主义生产法则下，个人或主体性淹没在了集体的、阶级的政治潮流中。 然而，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艺术与政治的价值逐渐分离开来。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理性从原来的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等其他领域之后，各领域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种分化的自主领域的多元发展正是现代性的结构基础，每个领域的内在价值不应与其他领域相混淆。因此，政治领域的价值绝对不应该进入文学艺术和审美领域，不该作为艺术和审美领域的标准和法则[8]。文艺政治化或学术政治化都是现代性要避免的融合状态。因此，艺术的自主性和自我合法化是艺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文艺的功利性主张与现代性之间的距离看上去十分遥远，甚至迟滞了中国当代文艺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如此，王德威先生仍旧没有完全否定这种功利主义文学的现代性位置：“当三四十年代政治激进的作家朝向为革命而文学的目标迈进时，他们对中国现代性的追求结果，即使不算是中国所有的政治传统中最老旧的传统，也是中国所有的现代性可能中，最不现代的现代性”[9]。尽管这是从消极意义上而言的。 由此可见，延安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了现代性的不同构成——由于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作为美学的现代性受到了压抑，现代主义艺术没有生存的空间和土壤；作为社会-历史的现代性，延安选择了理性和进步，却将由此导致的各领域的自律过滤掉了。如同“当五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美学中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上的反抗意识声气相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抛弃自己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10]的悖论一样，延安文艺现代性追求同样陷入悖论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