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与新文学革命 在历代的疑古思潮当中，《诗经》往往乃其中最受争议的经典之一。毫无例外，在“五四”期间，顾颉刚(铭坚，1893-1980)与胡适及其论敌在《古史辨》中论争最激烈的经典，亦就是《诗经》。然而，五四期间《古史辨》关于《诗经》的论争焦点与古代的相关论争很明显有了不同。顾、胡两人对《诗经》的重新解读，其目的在于文学层面的诠释，而非往昔的学者为了维护统治的政治阅读。胡适的《诗经》研究作为新的范式而引发了一个新时代的诗经学。直接受胡适影响而创获良多者乃顾颉刚，其围绕《诗经》所作的关于“徒歌”与“乐歌”的研究，结论或未必全然，然而其诠释方法震撼一世，其观点更是鞭辟入里，发前人之所未发。其中，他提出《诗经》乃民间的创作及其演变的结论，实际上正是新文学革命走向“民间”的响应。最为吊诡的是胡、顾的《诗经》研究既推翻了《诗经》的经典地位，而又同时将之扭转并确立为白话文学的源头。 何谓“经典”？“经典”是如何形成的？“经典”有何功能？这种种问题，应先作了解。哈洛·卜伦(Harold Bloom)指出：“经典(Canon)原本指的是教学机构的选书。”①在中国，最早而最为权威的“经典”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及《春秋》。这“六经”亦与教学机构密切相关。“六经”之名最早出于《礼·经解》，亦可见于《庄子·天运》。后来，汉武帝刘彻又设立“五经博士”(因《乐》无经)，进一步巩固了其“经典”的地位。②《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排列次序乃经今文学派的意见。经古文派则认为排列次序应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两派在经典的数目上亦持不同意见。此后，唐代又增入《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称“九经”。唐文宗年间于国子监刻石，除了“九经”之外，又再加上《论语》、《尔雅》、《孝经》。五代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尔雅》、《孝经》，增入《孟子》。南宋的朱熹又将《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并获官方确立。及至清乾隆时，正式将“十三经”镌刻于石，大儒阮元则刊行《十三经注疏》。“十三经”至此便成为官方确立的“经典”。《诗经》作为“六经”之一，道德伦理以至于文学的规范，均以“六经”为依归，故而具有崇高无比的地位。 这种官方确立的“经典”，蕴含着意识形态指导的意味，历代均有，形形色色，而其共同的特征就是为统治者服务。与此同时，在官方的“经典”之外，经由时间长河的淘汰而水落石出者，又是另一种“经典”。正如近人南帆所说：“经典体系的代表性来自作品背后某种不断承传的价值规范。”③这种“经典”，或可与官方的“经典”作区别并称之为“民间经典”。“民间经典”乃文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竞争而形成，如南帆所言，乃“一个文学制度共同运作的结果”④；而“官方经典”之形成，则出于统治者利用权力的钦点，其目的在于维护其权力的独有性与延续性。 有趣的是，这种关于“官方经典”与“民间经典”的不同性质却具体展现于新文学革命中对《诗经》的重新定位上。“五四”时期对《诗经》研究积极鼓吹与研究方向的具体倡导者是胡适，而其实践者则是《古史辨》同人，特别是顾颉刚的《诗经》研究。前者提出的研究理念启发了新一代的“诗经学”，而后者的研究方法及其创获则独领一代之风骚。在《古史辨》的第一册与第三册中，收集了很多关于《诗经》的讨论；尤其是第三册，很多学者都围绕《诗经》作出热烈、深入而又极具创见的论争。其讨论范围涉及《诗序》的真伪、《诗经》的成书年代、《诗经》的性质、《诗经》与歌谣的关系，以及《诗经》具体篇章的解读。 关于《古史辨》在《诗经》研究上的性质，王汎森有如下观察和结论： 《古史辨》第三册下编便围绕“诗经之性质”进行论辩……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既不要毛序，也不要三家诗，而是要回到诗文的本身来讨论，完全超出今古二家的宗派意识。⑤ 由此可见，《古史辨》中人对《诗经》的研究可说是划时代的，一方面是告别了《诗经》的今、古文宗派之争，同时又摆脱了《诗经》作为政治解读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彼等的新方向乃将《诗经》作为文本解读。这意味着《诗经》在彼等手中已从“经”而走向了“文学”。这种转化，乃历二千多年疑古思想的结果，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且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更是深远至极，堪称胡适所宣称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values)，⑥即使称之为中国学术上的一次革命，亦殆不为过。 或许要深入了解的是，胡适与顾颉刚以及其它《古史辨》中人为何要选择作为“经典”的《诗经》？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在传统文化中作为“经典”的《诗经》？又怎样扭转其原来的地位、性质，而将它确立为白话文学的源头？这种颠覆《诗经》作为古典文学的“经典”而又同时将之重构为白话文学的源头的方法，又有何值得我们省思之处？ 二 研究方法的提出 首先掀起《诗经》研究者乃胡适，而直接影响顾颉刚作《诗经》研究者，亦是胡适。正如顾氏说： 我受了适之先生的指导，曾费二年左右的功夫专研究《诗经》。⑦ 胡适将《诗经》当成中国古代最早的信史文献，其《白话文学史》就是以《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特别是白话文学的开端。然而，胡适却没有在《白话文学史》中对他称之为白话文学的源头的《诗经》作任何论述。可是在《古史辨》第三册中，胡适发表了三篇有关《诗经》研究的文章，《论〈野有死麕〉书》⑧、《〈诗三百篇〉“言”字解》⑨及《谈谈〈诗经〉》⑩。这三篇文章具有不同的性质：《论〈野有死麕〉书》一文是为顾颉刚的《野有死麕》而撰写的回应，篇幅很短，亦只是纠正顾氏的一些小错误，并指导他参阅相关的西方书籍而已。《〈诗三百篇〉“言”字解》是运用“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的归纳理论法，作为“以新文法读吾国旧籍之起点”。(11)至于第三篇《谈谈〈诗经〉》，虽似闲谈散论，然实际上却是对《诗经》性质的重新定位的重要文章，对于《诗经》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性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