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文坛”的概念，按理顺着“平津”的说法天然就是成立的。而且此概念内在地包含着时与空两面，空间不用说了，时间方面即现代以来“北京”改称“北平”有多么久，这个当年的中国北方文坛便有多长——大致从1928年到1949年的北平、天津两地的作家群体、报刊及出版物的文学生长状况等，就都涵盖在里面了。1930年代上海是全国的文学中心，北方主要有京派文学等。京派活动的范围包括天津，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作为“京派重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报纸却是在天津出的。到了1940年代，平津均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现在谈“沦陷区文学”一般是指东北沦陷区、平津沦陷区和上海沦陷区这样三块。这些都不会有什么争议，只是很久不大重视罢了。 不重视将平、津文坛合一，往往与人们的视线被“中心现象”遮蔽，来不及将其他地方顾及、细化有关。比如一谈到“五四”文学，北京是发祥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青年》作家群是焦点；一说到1930年以后的文学，中心转移到了上海，“左联”在上海，海派文学在上海，自然眼睛都盯在那儿。本来从晚清的政治地图看，北京是京畿重地，天津卫是保护京畿的门户，京津两个城市一体，并有合理分工(一个是政治城市，一个是商业城市；一个大陆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到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南移之后，平津地区便一起失落。旧的文坛打散后，该如何重新聚集，就演变为自备一格的文学环境了。 一 京派-北方左联-北派通俗：文学形态多样的文坛 京派形成了能自立于强大的上海左翼文学之外的“纯文学”，是平津文坛最显著的特色。那时在中国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构成如此的纯文学的创作条件，这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不过京派的纯文学并没有那么“纯”。中国没有真正的形式主义的写作，京派作品大部分具有温和的社会性。因为纯文学创作是没有普通市民读者市场的，靠的是校园的依托：从校园精英文化生长出来，还基本由校园读者来消费，循环不已。所以当年的京派作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师生组成，他们多半不等着稿酬买米下锅，可以相对从容地写作。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到北京参与杨振声编辑教科书的班子，与张兆和结婚，接编天津《大公报·文艺》，三事联办，到10月就在自己编的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判“玩票白相”的上海文人，引发了“京海论争”。第一个在上海写文章回应北方发难的苏汶(杜衡)，在《文人在上海》里就认为一味指责上海文人“爱钱，商业化”是并不公平的，因这边“不容易找到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结果是“急迫的要钱”，“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①暗指京派作家大部分在大学任教，不像海派作家需牢牢依靠稿费活着的状态。这对于一定的写作态度、作品品质、工作方式，对于写什么和怎样写，确实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杜衡说的倒是真话。 我们还可以举话剧在平津的情况来补充说明之。作为北方话剧运动中心的天津南开学校，远在晚清就由校长张伯苓带头发动，1914年成立南开新剧团，几十年坚持演出，其宗旨为“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以提高学生素质为主。张彭春在美国学成戏剧归来后更对新剧团作大力的推进。到1930年新剧团演出高尔斯华绥(英)《争强》；1934年重排保留节目《新村正》；1935年隆重推出莫里哀(法)《财狂》(即《悭吝人》)，曹禺任主演，林徽因任舞台美术设计。但这些都是依托校园的，与处于话剧中心地的上海话剧演出团体不同。有趣的是，1935年曹禺的《雷雨》在国内和日本首演，到第二年职业性“中国旅行剧团”终于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连演三个月，场场爆满，标志了中国话剧商业演出的成功。几乎同步的，曹禺本人参加母校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不是校庆游艺，便是慈善赈灾，票价一般2角起(对本校游艺演出经常是免票的)，实际不计成本(如竟规定“视线不周之座位，均行划出，概不售票”)②。南开新剧团排练一部戏的成本可从曾被当局明令停演的易卜生名剧《刚愎的医生》(即《国民公敌》)透露出来，1928年曾确切记下“赔了六百多元而不能公演”③就知道成本的大概了。而如在校外演出，剧票贵者可卖到2元、1元。1929年新剧团和南开大学女同学会在天津法租界明星大戏院联合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可怜的斐迦》两剧，便是这个高票价，有明确的账目可查；“共售票得洋1076元，除广告、印刷、租金及其他用费360元外，下余716元。”这里没有列出制作的成本，只有演出成本，故低于600元(估计前后都在演此剧目，无需专置布景服装)。这余钱716元后来“以一半捐入天津联合筹赈会，以一半归入校友楼(科学馆)捐款”。④这就是非商业性话剧依托校园而存在的南开新剧团经济状况：它不等着给演职人员发工资，它能找到学校或资助人来做布景服装，即便有了困难也是暂时的(大不了不演。南开新剧团几次不运作的时候校内的话剧演出照样活跃)，显示了与京派文坛一样“不差钱”的特点。 平津文坛也有左翼，那才是穷困的文学。除了平津那么多中学、大学里有左翼的文学结社，有校园的左翼文学刊物、文学墙报、油印出版物外，最重要的是存在于1930年至1936年间的“北方左联”和短期的“天津左联”。“北方左联”又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也有称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似乎名称也难统一。主要的人物有潘训(漠华)、谢冰莹、杨刚、陈沂、台静农等。因为是地下活动，究竟有多少盟员，领导层如何，是隶属上海左联总盟还是独立自成系统，目前研究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它有过几个机关刊物，确实有左翼作品在发表，这一点无疑。如1933年王志之、潘训编辑的《文学杂志》，出版四期(三、四期合刊)，发表过鲁迅、茅盾、丁玲、张天翼、艾芜、宋之的、王志之、孙席珍等的作品。同年还有张盘石、陈北鸥主编的《文艺月报》，仅出版三期即遭查禁，登载过茅盾、吴组缃、穆木天、金丁、陈北鸥、张我军等的作品。北方的左翼文学，为什么没有沪地兴盛？原因有两点：一是离政治热点远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在南京，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曾经在上海，都不在北平。不是政治压迫严重的地方左翼被压得抬不起头，而是恰巧相反，越是压迫重的地区反抗的力量越大。所以第一线的上海喊声四起，刀光剑影，北方则相对沉寂。二是左翼文学也离不开出版市场。印刷业、书局、发行渠道自来集中在上海，到了1930年代，上海进入现代繁荣期就越发如此了。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外，1920年代中后期成立的良友图书公司、开明书店、现代书局，都敢出左翼的书刊。“良友”在丁玲被捕后迅速推出《母亲》；“开明”出《子夜》；“现代”出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不算，被封后不得不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周报和月刊，但主要经营的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月刊，就既登新感觉派小说、象征派诗，也登鲁迅杂文！所以能推动左翼蒋光慈名声大噪的，当然是上海的出版界，北平就没有这样的出版魄力。就连原先与新文学关系不一般的北新书局，在1927年也把总店迁往上海，余下的几个书局朴社、星云堂等便十分可怜。左翼文学不能在贫瘠的出版环境下生存，所以它并不因北方当局控制薄弱，或者天津也和沪地一样有外国租界可用以掩护，政治迂回空间大，而就能作强势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