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1)06-0134-05 生态写作及其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迅速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文学显学。生态写作者及其研究者通过“生态”变化要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才导致整个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态危机？在这种意义上说，大自然和人内在精神整体性的双重溃败，构成了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压迫性的原动力。所以，这种写作又被称为“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如斯普瑞特奈克所说：“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1]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自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种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家园破坏等问题愈演愈烈，作为与人类生活、心灵相伴始终的文学，自然也无法回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生态写作如星火燎原之势渐成主导性创作潮流。 目前，学界在对本土生态写作进行研究时，由于缺失民族文学维度、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维度，在实际研究中时常把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直接等同于人口较多民族的生态写作，甚至等同于一般性生态写作，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态写作，这就很可能削弱“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学理性和学科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非规约性或异质性现象产生一种深层的束缚和遮蔽。因为，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因人口较少、生存地域相对封闭、文化存续能力脆弱等更易受全球化冲击而形成与其他生态写作判然有别的文本特征，形塑了其独具民族特性的生态写作范式。 一、生态危机与家园想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代性与全球化趋势加剧，多元文化间的碰撞、互动与融合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相对封闭和保守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较高文化形态的支配优势在于它比较低文化形态能够更有效地开发更大的能量资源，较高形态相对地‘不受环境控制’，即比较低形态适应更多的环境变量。”[2]少数族群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都不得不与其他民族展开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交往，而且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处于边缘地带或边境地区，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闭塞导致其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这种来自民族群体内心深处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比任何来自外部的力量都要强烈，特别是当现代化话语在以国家话语层面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实施为表现形式时，在以所谓的工业化、城镇化改造或代替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时，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性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传统及其文化生态，在显性层面上首先表现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危机，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圆融状态被摧毁，人口较少民族因家园丧失而产生严重的生态焦虑。 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早期的小说中，叙述者或主人公大都是“儿童”，这契合了鄂温克族文化的单纯和自然的和谐特质。在1978年的小说《森林里的歌声》里，他以“桦树上的婴儿”、“布谷鸟一样的鄂温克姑娘”乌娜吉形象，清脆地唱出了兴安岭密林的歌声，流露出了人类与大自然完美融合的生态渴望。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他的作品却以“老人”或“成人”作为文本叙述者或主人公，因为“老人”是民族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和保存者，以老人为叙述者蕴藏着对往昔传统生活方式和家园意识进行“根”的意义上的寻找行为，力图在本真言说中保留原生态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意识，他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文本都在历时性叙述中表达着对温情不再的缅怀，也使其文本成为生态思想家沃斯特和生态批评家布伊尔所说的“生态启示录文学”，如《悔恨了的慈母》、《灰色驯鹿皮的夜晚》、《萨满，我们的萨满》等文本，无不书写一种难以言传的、无意识性的深忧隐痛。从1998至2004年，乌热尔图连续发表《有关大水的话题》、《猎者的迷惘》、《依偎在大自然怀抱的新人》、《阅读〈白鲸〉札记》和《生态人的梦想》等文章，一再表达着对本民族生态处于濒临解体状态的悲痛和哀悼。在《猎者的迷惘》中他痛苦地诘问：“在一切可插足的领域毁损其原貌，将一切可发现可占有的资源急剧地占有和消费，很少有人关注早已面目全非的大自然，是否处于难以自我调整、自我修复、濒临失衡的临界点？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关注人类的未来？”[3]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裕固族作家铁穆尔、诗人妥清德等人的作品，在价值取向上都是如此。 传统意义上的家园危机，形构了人口较少民族生态写作典型的“非家幻觉”。“非家幻觉”是“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或者说是“在跨地域、跨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4]。“非家幻觉”是民族个体(或群体)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与文化母体撕裂后无家可归的心理体验，是身在故乡心怀故乡的情感焦虑。如同萨义德所说：“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了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哀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5]从《一个猎人的肯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篝火》到《悔恨了的慈母》、《灰色驯鹿皮的夜晚》、《在哪儿签下我的名》等作品的内在逻辑来看，乌热尔图正是以生态场景的转换深刻表征着生态危机这一主题。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童年》、《遥远的黑帐篷》、《奔向草原腹地》、《北望阿尔泰》、《请把你的马拴在白桦树杆上》、《焦斯楞的呼唤》、《苍狼大地》、《北方女王》、《草原挽歌》、《尧熬尔》等作品，寓言性题目本身也是在书写人口较少民族“无家”之后的哀痛。裕固族诗人贺中的诗集《群山之中》以“背对人类自语的人”的身份，从多种角度表达了“异地的生活！你不是我的最初”的深沉感慨和“哪里是我梦中的杯子”的根本疑问，以及置身于“正在消失”的荒漠上高歌家园的寂寞情绪；普米族诗人曹翔的《家乡的泸沽湖》更是把这种体验推向极致：“当年，家乡的泸沽湖/……//当年，家乡的泸沽湖/……/那是真正云淡风轻的日子//如今，家乡的泸沽湖/……//如今，家乡的泸沽湖/村庄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舅舅丢失了古老的渔网/年轻人划渡着兴奋的游客/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过客”。诗人在“当年”与“如今”的反复对比中，一再重复着“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过客”的愁绪，正如诗人所说：“我写诗是因为我无法拒绝正在面对的和即将面对的时代，我对家乡的感应神经绷断成了字词落在纸上。”失去了家园的人，其“生命在水上”(土家族诗人吴投文《重归故里》)，有着强烈的“流亡”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