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尖草原的亚尔杰本来是个毫无过人之处的牧羊娃，偶然在草原上被格萨尔王的大将丹玛选中，经历一次“开膛破肚”的仪式，忽然口绽莲花，天界人界的事件像融化的雪水，汩汩流出，无法遏止——他成为一名格萨尔说唱艺人①。此后，亚尔杰流浪四处，传唱格萨尔王的事迹，直到有一天被拉萨的研究所选中来到城市。与在广阔天地中给牧人们自由说唱不同，在拉萨拥挤凌乱的办公室中，亚尔杰是对着一台录音机。他经过许久的磨合才能适应这种非自然的状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来人带来了色尖草原的消息：崎岖的道路已经被柏油马路代替，家家都有了广播电视，青年人不再爱听格萨尔的故事，人们更热衷的是挣钱和盖房子。亚尔杰在录音间中的说唱变得日益艰难，即使运用铜镜圆光的仪式，神灵似乎也不再光顾，为了唤回通神的能力，他决定回到草原重寻灵感，然而故土已经不复往日模样。 这是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新作《神授》中的故事，一个寓言式的农牧写作，是少数民族文学中常见的挽歌主题。然而小说的结尾却别有一番意味：重返旧地的亚尔杰在玛尼石堆旁遇到了等待神授的少年。少年的梦想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能够拥有神灵的力量，从而离开草原，去到繁华的都市。在摩托的轰鸣和摇滚的聒噪中，心情抑郁的亚尔杰说：“神灵需要安静，他们永远不会再来了。”孩子则虔诚地说道：“我们明天再来吧，他们会来的！”②这里似乎象征了两代人在市场化、商业化的时代中各自的信仰与选择：年长的一代遭逢现代变化的阵痛，痛感神灵已死；年青的一代则怀着信念：旧日的神灵可能会再次降临。 多媒体转向 格萨尔王的史诗③，从最初的口耳相传，到藏文文本和蒙文文本在11世纪之后陆续地整理、编纂与传抄，再到如今的时代，已经演述了两千多年。如果神灵真的再次降临，那也已经是另外的形貌了，只不过亚尔杰可能认不出新神的模样。至于那个虔信的孩子，谁知道他又会如何呢？ 2011年3月份，江苏一家IT公司推出了一款叫做《王者大陆》的网络游戏，同《帝国时代》、《魔兽世界》、《最终幻想》这些游戏相比，它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突破，有意思的倒是内容——它是以《格萨尔王》为蓝本改编的。如果说有什么竞争力，那一定是其藏秘祭魂、伏藏寻宝、部落战役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实际上至少在四年前，就有打造以《格萨尔王传》为背景的网络游戏的动议，当时的主事者希望“能起到将格萨尔文化资源和其他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既填补国内少数民族题材游戏的空白、占领相应市场，又能推广格萨尔文化旅游资源的作用”④。尽管当初的公司没有做成，如今终究有其他公司做出来了。这可以算是格萨尔故事最晚近的一种流传形态。 格萨尔的传播史几乎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所有媒介形式，从最初人际的口头传唱、文字记录、印刷出版、广播影视等大众传播，再到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次是以商业为内核，娱乐为外衣的电子游戏。不同的传播形式包含着迥然有别的文化涵义，口头文化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可以算是未曾分化独立为专门艺术形式的生活事项，词语的技术发展，才使得理性的书面文化具有了超越于日常的特性⑤。而当口头史诗被文字铆定之后，就具有了经典的意义，文字文本所具有的稳固性，使得书面形态流传的格萨尔是到目前为止最具有权威意义的。 从学科而言，现代以来的经典“文学”界定(诸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便是写定的文字文本，口头传统更多作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观照的对象。如果说口传文化流动不居，互动性的直接交流提升了文化的在场感与仪式化特征。那么，书写则是一种储存语言的方式，促进了文化的时间性遗存，使作品具有不朽的力量，也促使言说者/作者演变为更高层次的权威。印刷文化被赋予了高度理性的内涵和精神启蒙的意义，从而促进了自律理性个体的形成⑥。书写者作为理性主体具有让人信赖的特征，与其所书写对象之间相互存进，共同续写了格萨尔王的神圣价值。 早在1772年西伯利亚的旅行家帕拉斯(P.S.Pallas)就记载过蒙古地区的格萨尔传说，18世纪上半期欧洲的东方学者开始陆续注意到格萨尔史诗，并且开始了初步的研究。中国则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道泉、李安宅、马长寿、任乃强等学者的研究，开始了《格萨尔》的汉语述介迻译。新中国成立初期，1953年由于青海省举办的全省各民族民间文艺汇演上发现了艺人华甲，藏学家王沂暖(1907-1998)与之合作编译了格萨尔第一个本子《贵德分章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⑦。此后这种译写活动除了在“文革”短暂中断，一直不绝如缕⑧。直到2005年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发起的“重述神话”项目中，阿来还重写了《格萨尔王》⑨。但是这次重写恰恰表明了文字书写英雄史诗的困境。 阿来的《格萨尔王》平淡无奇，门岭、霍岭、姜岭三大战役平铺直叙，整本书也没有高潮。现代媒体已然提供了太多奇观式感受，所以格萨尔王的传奇部分对现代读者来说并不是特别吸引人，引人入胜的地方倒是格萨尔与其叔父晁通之间富于人性意味的斗争。神的时代不可避免地终结，英雄走下了神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来的《格萨尔王》实际上是三重失败，因为在不具备传统灵氛的世俗语境中书写一个大神的故事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其在叙述中所表达的主题和人物，与现代主义诉求的深度、人性、主体也无法匹配；而如果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或者利奥塔(Jean-Frangois Lyotard)的“后现代”的意义上来说，它在形式上的刻意取民间文学的口头状态，在消费社会(比如同样具有灵异内容的穿越、恐怖、幻想小说)背景下，则已经过气。某种意义上来说，“重述神话”的计划注定是个失败的尝试，它可能凭借题材的优势、世纪初的“世纪末”思潮、社会焦虑与非理性的兴起，而获得暂时的关注，终究却因为文学生态结构性的变化而与它最初的期待隔河相望——口头传承和文字书写无法再营造出神圣史诗让人心神动荡的效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