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1)04-0077-05 一 回忆中的“古炉”：“文学”-“文革”场域的建构 长篇小说《古炉》①的创作缘起有二，一是情感的，一是理智的。在情感上，这是一部以少年的视角来描述“文革”末期陕西乡村生活的自传式小说。作者在“后记”中写道，他意识到自己老了，正是对回忆不可抑制的需要，才使他毕四年之功，三易其稿，不考虑市场和读者趣味，在家人支持下完成这部长达64万字的作品。因此，这是一部总结、怀念和抚慰之作，是记忆褶皱的一次铺展，也是对自身写作历史的巡礼——比之作者此前的长篇巨制《秦腔》和《高兴》，《古炉》更是一部内向自指的作品。事实上，自从在《怀念狼》里找到了“原生态”的叙述体之后，从《土门》、《高老庄》到《秦腔》，贾平凹的乡土文学写作越来越强烈地呈现出消解叙事的倾向，这种“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的散点经营，既代表了作者秉持的美学风格的完善，也是当代乡村日趋衰败的寓言。在一些评论者眼中，这种美学风格甚至是不无偏执的，而新作《古炉》则以“回忆”的内在路径赋予了这种顽强的美学理念以一种生理上的合法性：一个意识到“老境”的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总有恍如隔世之感。“难道人生不是百年，是二百年，一是现实的日子，一是梦境的日子？”② 然而，这梦境中的西北乡村，彼时正经历着当代中国的梦魇——“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作者情感回忆的背景，也是要在理智上重新思考的问题。回忆童年与重读历史相重叠，衍生了同时在知识上阐释自我与阐释国族、历史、传统的需要。作者自述，“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是大事件，对于文学却是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③。 作者的意图，与其说是以文学化的方式来书写“文革”，不如说是建构某种“文学”-“文革”的场域。作为一个情感的人，作者在鼓舞自己面对记忆中的重要事件时，也诱发了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瓦解主流叙述中概念化、凝固化、对象化的“文革”故事的冲动。而小说的背景陈炉古镇，这一宋元以后唯一尚在制瓷的古窑场所经历的现代劫难，无疑是思考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进行建构和解构的最佳空间。 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历史，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④ 于是，这部在本质上以回忆、衰老和死亡为动力的小说，却开启了整体把握社会、历史和伦理的意图。贾平凹一向具有一种“文化国族主义”的态度，然而，其“中国性”却是一个特定时空中的理想乌托邦——强烈的“西北风”、传统文化意象群的经营、在土腔中偶见典正刚气之词汇的西北方言，其内视角和在地性，无不更加明确地指向那个秦唐时代的“传统中国”。这也许与上述引文中明显的西方主义视角有关。小说于是开启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传统中国”是如何开始瓦解的？“文革”是外来的“灾难”、还是内在的“人心之坏失”所引发的灾祸？ 回答这个问题的，也是小说真正的张力焦点，在于共用一个“自我”的儿童与老人之间的对话。在小说的叙境中，主人公是鸿蒙未开的12岁少年狗尿苔，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前生”。隐含的叙述者的从容态度与狗尿苔的天真烂漫构成了一种对话，与其说是巴赫金式的声音狂欢，不如说是声音(即知识、理性、语言)回过头与“声前一息”(前语言状态)的交流。事实上，整个古炉村的村民，都处于某种“前表达”的状态，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混沌的生机勃勃与散漫无序。而内在于这种无序的，是作者后设性的整理，赋予“古炉”以哲学与历史、知识和意义。小说于是显示了个人记忆与历史命名的时差，启蒙与前启蒙、被看到和体验的区隔、“保护回忆现场”的需要和设置解释系统的欲求，也饱含着诗(回忆，童年，抒情)对小说(叙事，体系，逻辑)的根本性抵触。 如果说，《秦腔》的琐碎意味着对乡村当下状况的后现代式的“写生”，而当这种描写法则被带到了“文革”时期的古炉村中，在“回忆”的光晕里，又拾回了作者早期“商周系列”的田园梦想和乡村抒情。那时，乡土虽面对着无形和有形的威胁，却仍是人们的家园。可以说，《古炉》就是增加了回忆——历史维度的《秦腔》，后者以一个疯子的多语症表现了一种乡村在当代的失语，而古炉村的孩子虽然同样是话语表达的边缘人物，却因之更多了希望的色彩。从这一意义上说，作者借古炉村谈论“文革”，谈论中国，透露出既依赖伦理又超出伦理范畴的对生命的关切。 二 小说美学：信仰叙事的困境与超越 在小说的哲学理念层面，“文革”这一“非常态”的灾难，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心的坏失。当脑后有反骨的村民霸槽在古炉村成立了造反派队伍后，村子的灾难已如台风压境。村民立柱问被迫还俗的和尚“善人”，“咋看榔头队的事”。得了这个话头，一贯喜欢谈玄论道的善人“又开始讲他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