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5-0005-10 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与“国家”都有其精神主旨，这是主脑与灵魂，是须臾不能离开、更不能缺失的核心和根本。作为精神世界的文学表达，林非散文也一定饱含了“精神”的质素，并在作品中起到关键和枢纽作用。探究林非散文的精神向度，既有助于理解其内核，又有助于理解其旨归，也有助于理解其动因，还有助于理解其价值意义和生命力。在我看来，林非散文不仅“精神”富足，更有“精神”的方向、厚度、品质和高度，它能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并进行新的创造和艺术的升华，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高标和亮色。就如同一只小鸟的破壳而出，林非散文是经过长久的沉潜、育化、琢磨和冲击后，方使其“精神”得以展翅高飞的。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沧桑和曲折变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及其文化的进入，中国不得不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换。可以说，百年中国经历了船坚炮利的轰击，血与火的洗礼，苦与难的折磨，灵与肉的伤痛；但同时，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不过，迄今为止，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许多人一直存在着说不清的纠结与困惑，不要说在别的领域，即使在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林非散文突破了这一历史限度，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条宽阔平坦的桥梁，于是世界和人生可以畅通无阻、互通有无、相得益彰。 由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优势地位，进而相信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先进性，于是崇洋媚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渐成风气，这在百年的中国散文创作中亦有表现。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许多散文唯西方精神之马首是瞻，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往往采取虚无的态度。远的不说，著名作家余秋雨和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就常有这样的倾向，即常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简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如余秋雨在《笔墨祭》中这样批判中国的毛笔文化：“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1](P280)应该说，站在西方文化先验正确的角度观之，中国的毛笔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但是，如果站在中国文化尤其是毛笔文化博大精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毛笔正是医治世界文化一体化和急功近利弊端的一副良药。更何况，中国的毛笔文化远不是余秋雨所言的“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因为对中国书法艺术稍有理解者，就知道余秋雨是个外行，以他的价值观念和艺术涵养是无从理解书法文化的另一面，即创造性、包容心、电光石火的速度以及人格精神的伟大。李国文常以后现代主义的戏谑之笔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有时是得其要领、一语中的；不过，其缺乏历史感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底蕴却是十分明显的。在《严嵩到海瑞》一文中，李国文轻描淡写地将海瑞的人格力量和道德精神一下子就消解了。在《司马迁之死》中，李国文表面看来是有现代意识的，因为他全力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然而，对于司马迁的讽喻就令人大跌眼镜了。作者有这样的表述：“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诗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兵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皓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往来，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司马迁‘下于理’(理，古指司法官)，大约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还要小一点，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纪。但他却只能在‘蚕室’里泡了。……在没有麻醉剂，消毒措施，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药的情况下，按住司马迁，剥掉裤子，割下××，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2](P3-4)在此，我们不谈作者在说到司马迁时，一会儿用“你”，一会儿又用“他”，叙述是混乱的。我们也不否认作者讽喻的笔调，也佩服其对于历史知识的熟稔，还要肯定他以现代观念对于专制主义痛心疾首的批判；可是，李国文惟独没有对司马迁的理解、敬意和崇尚，没有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理解，他不但看不到司马迁忍辱负重、正义凛然、坚强不屈、铁肩大道的伟大人格精神，反而极尽讽刺、挖苦、嘲弄、丑化之能事，从中显示了作者在西方强势话语同化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甚至无知！应该承认，用西方优秀的精神标尺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时确实有其优势和价值；但如果不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尤其没有多元文化的视野，没有世界文化健康发展的眼光，没有内在的精神向度、高度和亮度，那只能是顾此失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走向封闭与僵化，陷入自己为自己设定的观念怪圈和魔阵中难以自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多西化或欧化派作家的散文创作极易陷入观念化写作的迷阵，在他们的价值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不是荡然无存就是被丑化和矮化了！林非散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能突破西方观念的先验设定，保持一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血脉的关联与会通。 早在《访美归来》和《西游记和东游记》等散文集中，林非在对西方世界及其文化给予赞美的同时，又保持着一份清醒，从中可见他并非一个西方文化的一味推崇者。1981年，他在《旧金山印象》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在这些高楼大厦的底下行走时，瞧不见阳光，也瞧不见广阔明朗的天空，这里的白昼总是阴沉沉的。”“当人们将各种最流线型的高楼大厦汇集在一起之后，却也同时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失掉阳光的环境，多少重复了洞穴中那种阴暗的气氛，这也许是出于那些建设者意料之外的罢。”[3](P2)与那些刚刚跨出国门，被西方的高楼大厦惊得目瞪口呆和羡慕不已不同，林非是从另一角度反思西方文化的异化问题，从中可见他的清醒与明智。最能体现林非散文精神旨趣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像对人情社会的欣赏，对信、义、礼、谦逊、雅致的赞叹，对自然和谐的热爱，都可作如是观！他赞美荆轲的“浩气长存”，秋瑾的胆魂与气概，阮籍的豪情壮志，伯牙对钟子期的知遇之情，赵树理和荒煤的谦逊平和，这是林非散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支柱的集中体现。在《询问司马迁》一文中，林非虽然也批评司马迁的为尊者讳和奴性的余存，但却高度赞美其正直、伟大与睿智，称“从他贡献出这部囊括华夏的全部事迹，写得如此完整、详尽、清晰、鲜明和动人的《史记》来说，毫无疑问地应该被推崇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比起几千年间中国所有封建皇朝的多少史家来，他应该说是完成得分外出色的。更何况他是在蒙受宫刑的惨痛和耻辱中，蘸着浓烈的鲜血，颤抖着受害的身躯奋力去完成的”。作者还说：“司马迁毕生都坚持着自己正直的道德理想，绝对不会刻意地去奉承别人。”“不过，司马迁这一颗始终追求善良和正义的心灵，总是在剧烈而又严肃地跳荡着。”“在受尽专制君王肆意蹂躏和惩罚的淫威底下，依旧保持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格和勇气，实在太值得钦佩和敬仰了。”[4](P58,61,2,63)显然，与李国文笔下的司马迁有天壤之别，林非是充满敬仰之情向司马迁求教的，司马迁在林非的心中可谓知识分子的丰碑，那就是追求真理、正直善良、百折不挠，决非可以随意解构的有表现欲的小丑形象。 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有数不胜数的伟大壮举和精神风范，对此，林非有着强烈的理性自觉，并将这种思想意识贯彻于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在《＜太史简＞和＜董狐笔＞》一文中，林非这样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展开重新的研究，总结和发扬它合理与优秀的成分，批评和澄清它落后与阻碍整个国家向着现代化秩序前进的内容，依然是放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4](P56)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本，是根，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更不能将之弃如敝屣。在这方面，林非散文是个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