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遥并不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交叉地带”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文学概念，并形成了其小说叙事中至为重要的动力机制。对此，路遥曾坦言，“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①在此，就像他所推崇的当代作家柳青那样，“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了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②路遥的小说也似乎在希求以“交叉地带”这一“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投射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及其心理内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路遥小说《人生》的时代隐喻概括为：它暗示着整个中国社会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正处于一个时代的交叉路口，“对于高加林而言，‘岔口’正是在城乡‘交叉地带’的个人抉择，而对于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来说，‘岔口’正是城乡过渡地带的历史抉择。而相应的爱恨情仇都不过是这种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这种抉择付出的代价。”③ 诚如所言，路遥几乎所有的小说叙事都是在“交叉地带”上展开的。在此，乡村书写中的城市“镜像”，抑或是城市叙述中的乡村“背景”，伴随小说主人公们往返其间的“穿行”，以及连同这种“穿行”所必然携带的文化身份的转变，都构成了“交叉地带”这一“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④的政治意义和文学功能。在检视这种“交叉地带”的叙事机制形成的原因时，1980年代社会变动中“传统/现代”话语笼罩下的城乡“症候”，固然是其重要因素⑤，但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其更为内在的心理动因或许在于路遥本人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及其辗转城乡之间的“创伤性体验”⑥，然而除此之外，不可忽视的文学资源或许在于并不遥远的文学传统，即“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所包含的若干城市基本主题。换言之，路遥小说写的是城乡关系，但这种城乡关系的价值观书写其实极为明显地包含着十七年文学的余脉。本文正是通过考察路遥小说中“交叉地带”的叙事所包含的十七年文学脉络，来探讨这位非典型性的80年代作家与十七年文学传统之间的隐秘关联，进而考察十七年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历史方式。 一、“交叉地带”与十七年文学的“镜像” 坦率而言，作为一位成长于1950至1970年代的作家，路遥在“新时期”的文坛并没有表现出十足的“新意”。尽管其小说创作整体上呈现出“改革文学”的风貌，但其过于“守旧”的自我意识和叙述姿态却为人所诟病。他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方法的执守，也在追新逐异的80年代文坛显得落落寡合，其被主流文学史评价过低便也不足为奇⑦。尽管从其小说及个人自述的文章亦可看出路遥本人对80年代文学新观念、新方法的熟悉程度，但他并没有在其小说创作中将它们付诸实践，而是刻意选择“保守”的姿态，并时时体现出对既有文学传统的忠诚⑧。这种依稀呈现的文学“忠诚”，使得我们不得不将考察的目光下移到1950至1970年代的文学之上，进而观照路遥小说创作中的十七年文学脉络。 如果将路遥小说的“交叉地带”中所呈现的城乡叙事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叙述做一比较，会发现其实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就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而言，叙述的重点固然在于此时此地的政治运动和乡村生活，比如“合作化”或“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然而，作为“他者”的城市却从侧面“幽灵般”显现。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或“都市”)成为了“社会主义文化缺席的在场者”⑨。这种侧面的呈现并非毫无意义，它通过乡村伦理的坚守、浪漫主义的城市批判，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形构”城市的意义，而在此之中，城乡“交叉地带”的雏形也浮出水面。从《创业史》中对城市资本主义的偏执想象，到《艳阳天》以“阶级话语”对城乡关系的重构，这些农村题材小说都在单纯的乡村生活之外，出人意料地呈现出“城乡互动”的“整体历史”格局。而就城市和乡村的价值表述来看，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毫无疑问地包含着乡村文化的保守狭隘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规训，此外这种“反现代”的价值呈现中还依稀连接着西方现代文学的反都市传统。因此，在这种城乡交叉之中，城市面貌的负面形象便一目了然。《创业史》、《绿竹村风云》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往往通过进城的“乡下人”之眼，呈现出城市作为“陌生而充满欺骗的所在”的本质⑩。在此之中，对城市的恐惧(抗拒)心态，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原初焦虑和寓言写照。城市的欺瞒与堕落，城市的商业和物质文明，则被认为是城市资本主义残余的表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圣洁性产生威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焦虑，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呈现出王德威所称的，大陆文学批评传统中，“城市—小资产—资本主义—颓废—堕落”的“奇怪逻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