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1980年王蒙发表了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和《风筝飘带》。这六部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是王蒙投向新时期文坛的“集束手榴弹”，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战争特征的称誉，套用到这位“归来”的“老作家”头上，其寓意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从这位命运多舛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爆炸性复出中重新看到了力量——这是种含义复杂的力量，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拨乱反正的中国正需要这种力量：它主要来自头脑灵活、勇于创新并重新占据领导地位的老一代人身上。“幸存之际就是权力在握之际”①，相比于日常时间的“常态”，王蒙关注的是每一次政治变革带来的时代“变化”：“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出现的新事物，那时代、年代的标记，就像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秋天落下的第一片黄叶，总是特别引起我的注意。”②这是一种杂糅着典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浪漫的个人主义文人情绪的时间观念，革命的、政治的实践推动着时代前行的脚步，也改变着个人的生命轨迹。关注时代的变化，同时便也是关注个人命运的转机。因此，在王蒙这一代人身上，总有一种不那么纯正(或许是过于纯正了)的乌托邦理想，它不总是令人振奋，但肯定会让人心安：国家总会变好的，“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革命、流血、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即便那个“布礼”不断受到反思和挑战，王蒙依然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有时是纯真的爱情、友情，有时是各种精巧的处世哲学——维护住作品光明的“性质”。在王蒙的意识中，“进步”或“进步的历史观”只有坚不坚定的问题，没有对与错的问题。只要怀着对未来的这份坚定，怎样的“杂色”都将被调和成光明的春天：“从杂色中，从深的湖中，我希望能表现出那最宝贵的东西来，那就是温暖，那就是光明，那就是并没有忘怀严冬但毕竟早已跨越了冬天的春之声。”③但是，历史并不总是在坚定地前进，“文革”十年就像嵌入这个时间之流中的一处险滩，几乎更改了历史前行的方向。王蒙对这段异质性时间的处理，是带着泅过险滩之后的“幸存者”的复杂情绪的，这位50年代的“年轻人”终于也有了革命的历练和经验。 中篇小说《布礼》就是一部以时间为结构的作品。这篇不长的小说共有不下二十个明确的时间标题(另外还有一个被标志为“年代不详”)，这些标题是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作品的时空交错是作者有意为之。也许读完整个小说，读者会意识到作者精心选择的这些时间对小说主人公“钟亦成”(有时也是对王蒙本人)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转折点”、“纪念日”或“难忘的岁月”，但究竟为什么某个时间会被先叙述而有的被置后，依然是个不甚清楚的问题。作品从“一九五七年八月”开始，这个时间对王蒙和中国历史的意义非比寻常，是年5月，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其变化》，“反右”运动正式开始，而王蒙以及他笔下的钟亦成也正是在这次运动中获罪，开始了他们的“故国八千里”的流放生涯。王蒙对这个日子的记忆是“奇热的天气”——天象异常，在中国历来是国运危难的象征，而主人公钟亦成却在这个该发烧看急诊的天气里觉得“冰冷”——他的一首“拢共不过四句”的小诗被“强行”解释为要让共产党“下台”，这令身居要职(三人反右小组成员)、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十三岁接近地下党组织，十五岁入党，十七岁担任支部书记，十八岁离开学生做党的工作，这个经历和王蒙本人非常接近)的钟亦成明显嗅到了政治危险的讯号—— 一辆汽车横冲直撞，开上了人行道，开进了百货商场；一个强盗大白天执斧行凶，强奸幼女；挖一个三十米深的大坑，把一座大楼推倒在坑里；抱起一挺重机枪，到小学课室里扫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见得比这篇批判文章更令钟亦成吃惊。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弥天大谎？所有的那些吓死人的分析，分析的是他和他的小小的诗篇吗？他听见了自己的骨渣声，那位评论新星正把他卷巴卷巴放到嘴里，正在用门齿、犬齿和臼齿把他嚼得咯吱咯吱作响。 这就是钟亦成对“危险”的体验，也是王蒙式的“意识流”的表现，一些毫无关联但显然都是经过夸张处理的意象，比如“横冲直撞的汽车”、“执斧行凶的强盗”之类，目的不过是突出那篇文学批评对钟亦成的心理所造成的“震撼”。至此之后，王蒙的“意识流”都是围绕着一个明确的“意识”有目的的流动的。但不管怎样，当作者沿着恣意汪洋的笔力把自己的被恶意评论想象成被咀嚼被咬噬的时候，政治高压下个体生存的惶恐、无力还是被极好地表现出来了。我们能够想见作者在罗列这些“危险”时体验到的表达快感——在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中洪水般的“语言流”支撑过一个简单的文学观念，在红卫兵上山下乡的豪言壮语中夸张空洞的排比鼓荡过无数青年的心，其实，对中国读者而言，类似王蒙这样的长句子是非常熟悉的。王蒙日后将这类长句子演化到了极致，在《坚硬的稀粥》里，在《致爱丽丝》里，迅急而宏大的语流触目惊心。但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句式、文体是有“革命历史”的，李陀曾将之戏称为“毛文体”。尽管我们无法在学术上对这个影响现代汉语最深的“文体”作出明确的解释，但它就像触动普鲁斯特的那块小饼干的味道，有“毛文体”的地方，就有语言表达上相似的形态。“因为毛文体真正关心的，是在话语和语言这两个实践层面，对言说和写作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改造和控制，而不是汉语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④进一步讲，如果说“对知识分子来说，在毛文体和其他可能的写作之间作选择，实际上是一个要不要革命的问题”⑤，那么，探索“其他可能的写作”，其目的是为了对抗毛文体，还是和毛文体一样寻求进入社会实践进而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途径，便成了“纯文学”政治能力的考验。上文我们在讨论“意识流”的时候，更多的是在“东/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展开的，但同时我们也指出了，中国文学内部对大一统文体的突破的需要。当我们今天把王蒙的意识流创作视作一场“形式革命”的时候，我们肯定的是它在文学多样性上对单一文体的对抗；而指出新形式的历史延续性，却是想说明这样一种文体革命的核心目的依然是有效地进入“社会实践”。因此，和李陀等激进的形式先锋分子不同的是——他们经常说：读不懂就可以不读嘛——王蒙对“读不懂”有着本能的警惕。他认为，文学形式创新带来的首要问题是对读者阅读习惯的挑战，读者“不懂”的部分只是细节的部分，是艺术性的部分，这样的“不懂”是正常的。可见，王蒙最初想要挑战的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久已稳固的、秩序化了的文化心理结构”⑥。他并不想为了纯粹的形式创新而创新，相反，他非常明白形式创新的矛头所向不是文学文体内部的某一种语言规则，而是整个的占主宰地位的价值体系。但是，对于读者而言，读了“读不懂”的文学意味着体验“某种由于不期然挣脱了常识和观念秩序的羁绊而骤发的愉快”⑦，这份阅读快感，可能在深层心理上向读者传递一种象征性的“对社会秩序的无法无天的反叛”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王蒙和他的意识流创作视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它暗示着变革年代对大一统的价值体系的颠覆，意味着个人(尽管是高度政治性的个人)意识溢出历史叙述的可能和界限。《布礼》中杂乱无章而又意味深长的时间标题，是这些个体对强大的政治性时间重新编排，而潜伏于此的，那些怪诞夸张的意象之流，也提供了对个体心理叙事初步尝试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