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6-0085-10 1949年后，赵树理属于“进城”作家，但他与“北京城”的关系较为疏离。赵树理进北京城后，并未融入那座城市。这可能要涉及到1949年后文化机构、文人间的人事纠纷，也涉及到通俗文艺与新文学的观念分歧。而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外部世界，也隐伏在赵树理自身的创作之中。赵树理的作品大多缺乏细密的肖像描写、内心独白、风景刻画和爱情纠葛，而这些往往被视为现代小说构成的重要元素。他的小说没有心理叙述，却有心理描写；没有抒情化的风景叙述，却有自然风景的白描；没有花前月下式的爱情缠绵，却又多以谈婚论嫁作为题材。最关键的是，他的小说并不因为缺乏前者而魅力有损，却因此而获得另类个性。 关于赵树理的研究，成果多矣。一类是西方学者与汉学家倾向于在中西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视野下评价赵树理，如夏志清、贝尔登等。他们多以西洋文学观念衡量赵树理作品写法上的“非”现代性与内容上的政治倾向性[1](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节选〉》，pp.1～14)。另一类是立足于新文学传统，在将其意义定位为克服了新文学长期致力却未能解决的“文艺大众化”的难题。赵树理的创作被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化部门树立为新的文艺典范——“赵树理方向”[2]。而赵树理亦被用以命名他所置身的文学时代，如1949年后的“人民文学”被称为“赵树理的文学”。[1](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p.75)无论是“赵树理方向”，还是“赵树理时代”，类似的命名其实都可视为对赵树理及其创作的“制度化”过程。一方面是探寻政治因素如何形塑赵树理的创作及其传播，另一方面是在形式上发掘赵树理创作如何拥有“文艺大众化”的示范作用。其结果是，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对赵树理作品的重估仍局限于文学大众化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孰高孰低的争辩中。①还有一类是在东亚近代化的思路下发现赵树理的文学意义。竹内好认为，现代文学与“人民文学”(即当代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1](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p.75)。赵树理代表着“人民文学”，却又跳出了大多数人民文学公式化、概念化的叙述模式。在此意义上，赵树理的创作不仅挑战了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洋为正格所建构起来的认知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民文学”本身的美学困境。 竹内好将赵树理的文学意义定位为现代文学与“人民文学”的过渡，但未具体说明其“新颖性”的含义。本文要追问的是，赵树理的文学如何能够在四五十年代被想象为新的文艺形态的典范，并被用以命名和描述一个时代的文艺？我以为，赵树理既是时代美学的典范，又是时代美学的产物。本文将1940年代以来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与当时的文艺形态、社会生活进行互文式的解读，试图重新发现其创作如何支持了时代文艺的整体想象，又如何被这种整体想象遮蔽了自身的复杂性。 一、小说形式的绵密性：人事、场景与时间 如果说绵密性是一种形式特征，赵树理小说的结构和组织在此方面有深刻的体现。他的小说以人事为中心，不追求个体成长过程的揭示而热衷于人与人间关系的编排。人事可视为赵树理小说的最大的叙事单元。比如，小说多以章节为单位，而每一章节往往篇幅短小，含有标题。比如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每章的标题可见，其小说叙述单元的划分多以事件为标界。在“事件”之下，“场面”可视为对赵树理小说叙述单元进行分割的更小单位。人事往往是通过一系列场面来集中展示与推进。小说成为场面与场面的聚合与衍生的结果。这些场面包括农村生活场景、纠纷审判、风俗节庆、闲聊聚会、基层动员等。比如《李家庄的变迁》，由村公所的一个诉讼场面写起。《三里湾》最常出现的是开会场面和亲友拉家常的场面。《刘二和与王继圣》着重聚焦于神社活动和打谷场场面。上述场合多为基层组织、农事生产或仪式性的公共活动，参与者众多。空间成为场面的依托，而这种空间多具公共性。比如《三里湾》中即使是家庭空间，也与公共空间有密切关系。纵观小说，书写的空间主要集中于马家院、范家、王家和旗杆院。旗杆院固然是村中娱乐、办公、试验、组织活动的公共空间。而王家，尤其是王玉生的房间，也是村中开会集合的常地。因此，平日关锁门户的马家院在三里湾是个“异质空间”。赵树理热衷于场面描写，却并未使得小说获得空间化的形式。因为，其小说场景的连缀组合来自于叙述时间上的推进而非情绪化的晕染、衍生。 赵树理小说中叙事单元的组合往往经过严丝密缝的拼接，比如场面、时间、事件、空间等的转移、衍生与推进。这种叙述上的“缝合”或“过渡”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但赵树理显然相当乐意保存这种“缝合”痕迹，而不是刻意掩饰。在赵树理的部分小说中，缜密的时间秩序，段落的划分排列，遣词造句都保有这种笼罩全文的“编织”痕迹。以下仅以“章节”为单位，考察《三里湾》各叙述单元间如何连缀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