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1)06-0033-05 20世纪40年代，在《希望》杂志发刊词《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中，胡风提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他指出：“他们(人民，笔者注)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1]189随后，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对“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精神奴役的创伤”从此成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标志性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胡风文艺理论的批评者和研究者对这个命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这一命题内在学理的爬梳方面，似乎还有较大的空间，笔者试图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敬待大家批评指正。 一、厨川白村：作为意象之“源” 在追溯“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观点的源流时，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显然是绕不过去的，以往学者对此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很翔实和丰富的，如王向远先生在其专著《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对胡风“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观点与厨川白村关于“精神底伤害”的观点之间的联系与同异就有条分缕析的梳理，似不需再度赘言。不过笔者认为，在厨川白村和胡风文艺观点的深层次的联结上，似乎还有着向前探索的可能。 厨川白村认为，文艺创作，缘起于创造生活的欲求和强制压抑之力这两种力的冲突。创造生活欲求的这种生命力的显现，“是超绝了利害的念头，离了善恶邪正的估价，脱却道德的批评和因袭的束缚而带着一意只要飞跃和突进的倾向”。[2]10而强制压抑之力，则既指外部社会的机械法则和因袭的强力，同时还有主体内部和家族、社会、国家等调和的欲望。厨川白村借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创伤”这一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性欲遭到外界压抑而产生创伤，从而使病人产生歇斯底里的精神状况。治疗这种创伤就是用催眠术或问答法，使病人自由地说出苦闷的原因，从而去掉这种压抑，使精神疾病得以治愈。厨川白村将创伤概念移用到自己的文学批评中，他认为生命力的突进跳跃和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的伤害，成为人间痛苦的根由。而以象征的方式，从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强制压抑中解放出来，以绝对自由作纯粹创造的，就是文艺。因此，文艺不是再现和摹写，而是表现和创造。 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到康德、席勒的审美理论，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甚至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这些时代相异、观点错杂的西方文艺理论作为奇特的混合体出现在《苦闷的象征》中。在厨川白村笔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观点更多的是围绕“苦闷的象征”这条逻辑红线，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组合排列。在论及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时，厨川白村将其作为被压抑的苦闷的自由表现形式，并没有顾及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涉及到的人神分裂以及寻求和解的主题，以及这种净化所含有的“涤罪”之意。论及康德、席勒的审美理论，厨川白村更多地将其作为创造力自由表现的一块“飞地”，而没有涉及到康德、席勒理论中审美作为解决纯粹理性(知性)和实践理性(道德)之间“天堑”的“拱顶石”功能，在感性形象中象征和暗示着实践理性中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厨川白村借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精神创伤的潜隐、发生和治疗过程，却将弗洛伊德理论中所含的现代性主题——身体欲望对理性和宗教的反抗抹去了。 厨川白村笔下创造性的生命欲求，一方面作为脱却道德的批评和因袭的束缚的自由；另一方面又作为评价一切制度和道德的尺度。而这种自由，更多地体现为以个人为本位的主体意志的表达，表征为个体对群体、传统的怀疑、反省、否定和反抗。在阿格尼丝·赫勒的《现代性理论》著作中，这种个体对群体、对传统的怀疑、反省、否定和反抗，被称为现代性的动力，称为“现代社会格局的助产士”[3]。赫勒认为，在欧洲，现代性动力首先出现在雅典，主要代表是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在他们的思想视野里，传统受到了理性的拷问。在理性的辩证法中，每一种经过否定后的肯定，又被新的否定所席卷，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由人格得到了彰显。而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谢林、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等等，在哲学、神学、美学、社会学等多种层面上，无不推进着这场反思、否定、建构、解构的持续的思想运动。《苦闷的象征》中，厨川白村也认为：“一面又有反抗因袭和权威，贵重自我和个性的近代底精神步步的占了优势，于是人的自由创造的力就被承认了。”[2]26而在中国，对于这种从传统社会的信仰和伦理体系中脱出、进行自由创造的主体的渴望，在鲁迅对“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精神界的战士”的呼唤中，在陈独秀对自由、平等、独立的“伦理的觉悟”的提倡中，均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胡风，在《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纪念写》一文中，深情地礼赞了这种觉醒了的“人”，“那里面也当然是为或悲或喜或哭或笑的人，但他们的或悲或喜或哭或笑却同时宣告了那个被铸成了的命运的从内部产生的破裂。”[4]因此，正是基于对脱却“古国”传统思想道德体系的自由人格的渴望这个“期待视野”，使得胡风对《苦闷的象征》有着深度的认同和接受。 从胡风对“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概念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苦闷的象征》的借鉴和化用。例如在概念的借鉴上，厨川白村认为“精神的伤害”，在沉积的潜在的状态，则是人“就和畜生同列，即使将这样的东西聚集了几千万，文化生活也不会成立的”。[2]13胡风认为“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潜在阶段是一种禁锢麻痹甚至闷死千千万万生灵的力量。例如在对作家的主观精神的论述上，厨川白村认为，在经验着苦闷、参加着战斗的人，“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而同时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凯的欢乐和赞美里的事。”[2]15胡风则认为作家“对于昨天性的诸因素，他痛恨，他鞭打，他痛哭，他甚至不惜用流血的手段；对于明天性的诸因素，他热爱，他赞颂，他歌唱，他甚至沉醉地愿意为它们死去”。[1]561例如对文艺的作用上，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所给予的，不是知识，而是唤起作用。胡风则认为，革命文艺，“就是要从自己的道路上分担唤醒人、影响人、甚至改造人，把人吸引到这个大斗争里面去的意识斗争的任务”。[1]546例如对作家的角色的比喻上，厨川白村认为诗人(作家)在暗示更高更大生活的可能上是预言者，胡风也认为艺术家通过创造某一社会群里刚刚萌芽的典型，从而成为“预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