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28年写下《名教》一文，“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但胡适在具体表述中将其理解为“信仰写的字有神力”、崇拜“抽象名词”的宗教：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人陷溺在空幻的符号中，丧失对于实在与生活的真切感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种“崇名”、“名词拜物教”的消极思维方式，或满足于浮浅的名词游戏，或只关心脱离具体语境、具体问题的空洞言论，甚或“借名”、“盗名”以徇私自利，“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信仰名的万能”又往往演变为对于“绝对真理”与“终极教条”的迷信，而拒绝在历史与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名教批判正是胡适思想发展中一条持续而整体性的脉络。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未尝能免俗。但胡适对新思潮的反省是切中时弊的：他并不是在笼统的意义上反对一切学说、主义，他反对的是迷信“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名词，质疑以这样的空洞符号来装点门面，以及潜藏其中的思维方法上的致命缺陷。这些“预警”，“毕竟有先见之明”①。我以为，名教批判正可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展开过程中返身自省的一次尝试。 中国现代是大规模输入西潮的时代，也是一个名词爆炸的时代，各种口号、学说、主张、思潮、主义如过江之鲫，但真正进入中国人主体世界内部并且对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作用的不在多数(鲁迅说“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而直至今日，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不及物的符号操作依然屡见不鲜。这其中名教膨胀正是一大原因。本文由此重提胡适名教批判这一课题。 一、《名教》一文的材源、题旨与现实背景 《名教》篇首开宗明义地解释道：“‘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②然后提及两位对名教问题已有所分析的现代学者。一位是冯友兰，1926年12月，冯在《名教之分析》中指出：“在实践方面，概念在中国，却甚有势力。名教、名分，在中国有势力。名所指的就是概念。”进而将守节、殉夫这种中国历史上“不合理的事情”，归咎于“她是屈服于名、概念”③。另一位是江绍原，在其所从事“古代名礼的研究”中，正从学理上系统而客观地讨论先民是如何命名、如何以名护己和以名伤人的诸问题④。胡适文中引述中国民间崇奉名教的例子，大多来自江绍原的搜集、介绍。可以说，冯、江二位的论述，是胡适揭起名教批判的、直接的思想材源。然而，胡适绝非接过话头“往下说”，他将标语口号视作名教的“祖传法宝”和显要形态，而早在1919年10月，胡适陪同杜威赴山西演讲，途中但见街边路灯柱上贴满“黑地白字的格言”，已大为不安：“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且在致高一涵、张慰慈的信中明确表示“这个意思，我将来当作文详细说明。”⑤此文当指《名教》。不妨说，《名教》一文是胡适夙年忧心与关注的赋形。 所以尽管江绍原“细大不捐，雅俗无别”地搜集名教的材料，但基本不出民俗学、人类学的学术研究范畴；但是胡适却笔锋一转，立即注目起当下现实中“名教的信徒”的种种言行。作为纲常制度的名教，可以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消失，但崇名、拜名的心理和思想形式，却会延续下来，表现出超越社会制度的特点。这是胡适赋予“名教”新内涵的深刻之处，其实也见出其所注目更在现实。 胡适从口号标语的泛滥入手，剖析名教产生的缘由，他举了一个极有针对性的例子： 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个个挺出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于是他的一腔义愤，不曾收敛回去，在他的行为上与人格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却轻轻地发泄在墙头的标语上面了。 在这个例子里，少年人所秉持的、由口号标语所负载的“名”，其具体意涵根本不错(“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具有无可辩驳的时代合理性；少年人的错在于“心理上的过瘾”与“无意义的盲从”。标语口号作为“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的效用胡适未必不知，但在实际情形中往往流于阿Q精神胜利法式的自慰与泄愤，正如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揭示过的，为“抽象名词”所迷惑、俘虏，往往源自“畏难求易，只是懒”⑥。标语口号原是出于动员、鼓舞之用，现在非但无法落到实处，反而成为懒人停止思想与实践的幌子，这就是名教危害所在。所以篇末胡适要针锋相对举出“力行”。而每当国难临头标语口号满天飞舞之时，胡适总不忘提醒世人名教误国，不如多干实事。⑦ 停留在名教形态中而不涉实际、不进入实践过程的主张，胡适称呼为“纸上的学说”(这个提法可能来自陆游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在其哲学史中将墨子学说和实用主义哲学相综合：“墨子说单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虚空的界说，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⑧反抗名教就是褪去“名”的“虚空”的符号形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把所知的能否实行，来定所知的真假，把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胡适还曾批评有些“我们国内的少年，见了麦子说是韭菜，却要高谈‘改良农村’、‘提高农民生活’，真是痴人说梦！”这些少年的主张就禁闭在“纸上”而无从到实际生活中发生效用，所以胡适建议：“少谈主义，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睁开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解除痛苦，解决问题。”⑨此外，对“纸上的学说”的批判还意味着，移植任何学说、理论，都必须一方面探悉该学说、理论发生作用时特定的语境和问题史脉络——否则，就是胡适讥刺的“口口声声自命的什么主义的信徒，而不知道这个什么主义的历史与意义”⑩；另一方面必须考察所引介的学说、理论与我们自身现实与问题情境间的关系——这是胡适经常举证的比方，一个医生“必须实地诊察病人的实在病情，他的学理只能帮助他懂得某种现状是某种病症，某种病症该用某种治疗法”，不考察实情而幻想依靠着几句“汤头歌诀”包医百病，那是愚蠢的。(11)胡适对“纸上的学说”的批判，其关心在于：“五四”是西潮蜂拥而入的时代，但何以大多数理论的引进，不仅没有帮助国人洞察那些深具现实迫切性的问题，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固化了“不合现代需要”的、“传统的思想方法和习惯”，(12)流于名教“空泛的口头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