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以《新青年》群体为代表的一代知识精英与青年学生的结合，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改造社会与再造文明的诉求下，两代人之间彼此支援，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模式。五四之后，在不断激变的社会氛围中，“导师”与“青年”之间的“合作”与“召唤”关系，虽然发生了重重异变，但一批“海内外学者名流”、“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仍不断站出来，针对青年人格、习性、学风、运动等方面问题，高调发表指导性意见。在这个群体之中，胡适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发言人。由于其“新学钜子”的特定身份，他的言论在青年界有着广泛影响力，①而他自己也喜欢扮演负责任之指导者的角色，每每“忍不住了，不能不说几句良心逼迫的话”。②面对学生运动的“嚣张”，胡适与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等知识界、教育界人士，曾反复强调“救国不忘读书”，“先救出自己”，“造就有用人才”的重要性与优先性；③通过鼓吹“实验主义”、倡导“整理国故”，以及为青年学生开列“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等方式，他也一直想引领风气，希望青年走上学术化、专业化的道路。这一路线常被看做是某种维护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非政治化选择，事实上，不仅“非政治”的选择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性，某种权威性启蒙结构的内在危机，也显现在他的这些言论之中。 在胡适对青年运动的“指导”中，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谓“变态”社会与“常态”社会的区分。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在与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胡适就开出一个所谓“古今一例”、“中外一理”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纠正的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④依据这一公式，胡适当然认可学生运动的合理性，也重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责任，因为这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同时，他又强调“它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态度的矛盾隐含了他对“常态”社会的期待。1928年，胡适在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讲，再次谈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并正面表述了他的期待： 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比赛时候，个人兴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们就寻找几个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戏，享尽少年幸福。……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任之故。⑤ 显然，以英美二国为榜样的“常态”社会、“常态”政治，以及“常态”生活方式与文化方式，亦即一整套合理化、现代化的社会建制，构成了胡适心目中的理想范本。这一自由主义理念，本来无需更多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一段话中，胡适还强调维护或者实现“常态”的责任，应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去”。这里的所谓“中年人”，绝非“一般”，更不简单是一个年龄概念，而对应于他心目中真正的政治主体，即那些具有专业能力，“负有指导之责任”的知识精英们。在胡适看来，中年的“导师”与一般“青年”的合理分工，以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是“常态”社会的另一种表现，中国青年走入政治歧途，风潮迭起，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失衡：“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是因为中年的智识阶层缩头袖手不肯干政”。⑥ 换言之，曾在诗中鼓吹“炸弹！炸弹！”“干！干！干！”的胡适，并不抽象地反对知识分子干预政治，关键是要由谁来干预政治？由知识分子中的哪个阶层来干预？又是怎么来干预？1922年5月7日，胡适等人创办《努力》杂志，聚集一批教育界“清高事业”人士，开始大张旗鼓地谈政治，而他们理想中的政治形态(“好政府主义”)，就是落实在一种依靠“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的精英政治、专家政治之上，以致给人留“太侧重好人而忽略一般的民众”的印象。⑦内含于政治主张之中的精英立场，同样表现在他对青年运动的态度上。1925年9月，胡适发表著名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希望青年学生“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不要“跟着人家乱跑乱喊”，而努力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这似乎只是老调重弹，但在“五卅”之后的具体情境中，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在一位青年读者来函发表评论，提出的意见之一就是：胡适忽视了民众运动的意义，外交的任务只在政府之手，民众表现民气即可。他进而指出：“我相信胡先生把国民革命完全忽略过去，而仍抱着前几年‘好人政府’的主见。”⑧这位读者相当有眼光，一下子指出胡适“指导”青年的要害所在。 出于对民众运动情绪性、盲目性的怀疑，胡适等人的“好人政治”，与国民革命兴起背景下的“动员型”政治，直接构成了某种论辩的关系。有意味的是，不仅“谈政治”的责任，要落到“一般中年人”的身上，与“政治”相区别的文化事业，其担当的主体也需要一定的甄别。1923年10月，当“谈政治”的努力已到“向壁”的地步，最终受挫，胡适在给友人信中谈及《努力》的转向：重新接续《新青年》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那么，这个转向后“大事业”该由谁来完成呢？对此，胡适也有明确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