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后期是新诗“语言觉醒”的年代。在朦胧诗的“自我觉醒”之后，这个“语言觉醒”推动了新诗美学更新和诗人的换代，也开辟了新的写作空间。非非的“语言还原”，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是1980年代“语言觉醒”最响亮的口号。正是这两个简化的口号完成了对众多诗人的语言启蒙。由此，诗人们开始以一种超乎工具的眼光来看待语言，“不是我写词，而是词写我”①，不但在先锋诗界成为共识，也成为先锋诗人针对官方诗界的一个自我认同的身份标志。但考其实际，1980年代先锋诗人的语言观并不牢靠，其诗歌宣言和语言主张并不总能在创作中得到贯彻，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背道而驰。②主张“语言还原”、“感觉还原”、“意识还原”的非非诗人在其实际写作中仍然概念化地使用语言，其所指责的语言的抽象病、定型化、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模式在宣言缭绕的云山背后仍然触目地耸立着——这是由非非诗人方法论上的简单所决定的。其“反”字当头的写作策略，很快耗尽了非非诗人初期的心理能量，并在下降的过程中落入了自设的陷阱。事实上，非非从其出生始就是一个悖论的存在：它以“反英雄”的姿态觊觎着时代的英雄角色，以“反文化”的姿态窥伺着文化权威的身份，以“反价值”的姿态精心经营自身的价值。非非诗人向文学史冲刺的僵硬姿态显著地暴露了其功利化的实际世界观。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勾画了“非非”这头文化困兽扭曲的野心和造作的行为方式。倒是“他们”诗人群在“语言还原”上比非非诗人走得更远。韩东、于坚在其部分诗作里实现了某种“还原”的效果，在清除文化和意识形态语义污染方面做出了实际的努力。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诗呈现了一个“直观”的、“直觉”的表象化世界。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还原主义”在诗歌实践上的完全胜利。一方面，“他们”诗人的这种语义清除并不彻底，文化的鬼眼一直在其“直观”的诗歌表征的背后闪眨。实际上，只要诗人仍然使用语言，“文化”、“价值”、“意识”的“污染”就不可能被完全根除。彻底的“反文化”必然走向对语言和诗的绝对否定和放弃，以沉默和死亡为自己的归宿。另一方面，“他们”的诗歌世界是狭窄的、表面的和非历史的，不能全面地、有深度地、历史地反映人在这个时代的特殊存在。这是他们静态地看待语言，隔绝了语言和行动联系纽带的一个后果。在他们的诗里，“我”和世界仅有反思性的关系，而褫夺了诗与世界以感受、体验和行动彼此贯入和嵌合的复杂关系的发生可能。由此可见，无论非非和“他们”都没有能够为这个时代提供诗歌创造的强有力的方法。非非和“他们”的共同起点是对语言的怀疑，并从中引发出了一种破坏诗学，这种破坏诗学对陈旧的国家美学进行了成功的爆破，但在建设一种新美学方面却没有提供有效的办法。③非非诗人和理论家们一直在试图告诉人们诗不是什么，但也到此为止，对于诗是什么却无力回答甚至无力提问。“他们”距此也只有五十步和百步之遥。故他们的诗仍然不得不依附于他们所反对的对象，脱离这一对立面，他们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骆一禾对诗歌语言的思路与之完全不同，体现了一种建设和创造的品质。在我看来，骆一禾对诗歌语言的思考是1980年代语言觉醒更为坚实深邃的成果，需要研究者和写作者认真对待。他的若干观点虽然在1980年代已有所披露(如在他主持的“十月之诗”的编辑引言中)，但除了在海子的创作中留下显著的影响痕迹外，可以说寂无反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1980年代“语言觉醒”的偏见和局限有更加清醒的认识，骆一禾诗歌语言观的重要性将日益显露，其远见卓识必将给予后来者悠久的启示——当我们眺望先驱者在雪地上所遗留的红色觇标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自身的道路。不过，骆一禾并没有对诗歌语言问题发表专门的论文，他对于诗歌语言的见解散见于他的诗论和批评文章中。本文试图以其诗论为基础，对其诗歌语言观做一个初步的梳理。 与非非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目标相反，骆一禾的诗歌语言观是从对语言的信任出发，而试图建立一种创造的、建设的诗学。对语言的信任，是骆一禾写诗和论诗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他看来，意象中的“语”与“象”、表征与存在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他说： 在每一个词汇的下面，不是包含着存在的身躯么？而这存在的天然和魅力难道是可捏造的么？——可以说，对于这种创世纪以来的存在，第七封印之前的造型，甚至是不得不以“摹仿”的崇敬心情处理的。托尔斯泰曾专门编撰过小学识字课本，因为他意识到必须使人们及早地领略语言中的这种天然，他对这种天然感到崇敬。海德格尔也曾编撰过希腊文辞典，他指出过，在希腊文中，“述说”一词的词根里，包含着“彰显”的意思，“彰显”的词根，又与“光明”相同，他由是而说：万物自有光明，述说无非是把这光明彰显出来，这彰显即是光明。我国诗人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样，语言才不是一道隔障，而使我们的头脑的思维与大化的存在合为整体，体验生命并自明了它的存在。可见语言之中，包含了多少真理！对于语象的这种崇敬精神，使任意为之的作态不能望其项背。④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骆一禾诗歌语言观的主要理论来源是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这和1980年代多数谈论语言意识的诗人和批评家大致相近。⑤但值得注意的是，骆一禾对于语言和存在同一性的认识，并不完全是思辨性的，他在其中融入了行动的因素——生存体验和生存斗争的内容。这正是他引托尔斯泰编撰小学识字课本的例子所含的深意。另外，他没有把这种同一性的认识作为为诗歌进化论张本的依据，也没有以此作为自身优越性和合法性的论据——在许多诗人和诗评家那里，诗歌理论总是首先服务于诗歌政治的需要——相反却作为诗歌共时性存在的依据，这是他引李白诗句所透露的远见。也就是说，骆一禾不是实用主义地利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为现时的写作策略服务，而是把它作为写作得以开展和延伸的广阔绵延的地平线。 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其原初的、伟大的典范就是上帝的创世行为。“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在这里，语言和存在、语言和创造的行为乃是严格合一的。说的行为也就是创世的行为，说出的也就是存在的。他对此分析说： 在《圣经·旧约·创世纪》的第一章里，有一些段落带有“神说”的记号，创世行为以“神说”来给标志揭示，万物万灵不仅长在天空、大地、海洋，也是长在“神说”里的，诗歌作为“是”的性质由此可以见出，而不带有“神说”记号的段落由三句伟大诗歌构成：“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这里，诗、“创作”已成为“创世”的开口，诗歌使创世行为与创作行为相逥，它乃是“创世”的“是”字。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