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1)6-0005-10 本文就“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的定义提供一个概略性的、纲领性的视角，这一视角将后殖民研究、种族研究、跨国族研究以及区域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融会起来。①华语语系研究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体的研究。这里“中国和中国性边缘”不仅仅理解为具体的，同时也要理解为概略的。它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地缘政治之外的华语群体，他们遍及世界各地，是持续几个世纪以来移民和海外拓居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同时，它也包括中国域内的那些非汉族群体，由于汉族文化居于主导地位，面对强势汉语时，它们或吸收融合，或进行抗拒，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回应。由此，华语语系研究在整体上天然就是比较的、跨国族的，但它又处处与时空的具体性紧密相关，即依存于其不同研究对象而变动不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并不专门聚焦于文学，而是借助对“离散中国人”(the Chinese diaspora)这一概念的分析和批评，提出华语语系研究的粗略轮廓。在我看来，“离散中国人”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 一、“离散中国人” 数百年来，那些从中国迁徙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散居各处的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作为中国研究、东南亚研究、美国华裔研究的一个子域而存在，同时，在美国的欧洲研究、非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中也有零星关注。此一子域，其边界圈定在那些从中国移居任一他乡的人们，故被称为“离散中国人研究”。“离散中国人”被理解为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播散，作为一个普遍化范畴，它以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语言、发源地或祖国为基础。新疆的维吾尔人、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藏人、内蒙古的蒙古人，如果他们移民海外，通常并不被认作离散中国人的一分子，而移居海外的满人则模棱两可。涵盖与否的标准似乎取决于这些民族的汉化程度，因为惯常被完全弃置不顾的事实是，离散中国人主要是指汉族人的海外流散。“中国人”，换而言之，本来是一个国家属性标志，却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语言的标志被传递，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汉族中心的标签。而事实上，在中国由官方认定的民族就有五十六个，各民族所操持的语言更是多种多样，在在皆是。通常被认定和理解的“汉语”不过是国家推行的标准语，即汉族之语，亦被称为普通话；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为汉人；而“中国文化”指的也是汉文化。简而言之，“中国人”这一术语作为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范畴，常常被限定于指称汉族，而将所有其他民族、语言和文化排除在外。将域外的中国性简化为汉族这一单一民族属性，其实也只是类似诉求之翻转(inverse)而已。历史上，众多民族对于形成今天的“中国”有着重要的贡献，例如清代(1644～1911)满族的重要遗产——他们扩充的疆域，被之后的中华民国以及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因此，这种将中国人视为汉人的民族简化主义，与把美国人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有一种貌似不同却类似的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 中国海内外的各种因素究竟如何共同促成了一统的“中国人”观念？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要追溯到19世纪西方列强的种族主义观念体系，他们根据肤色来认定中国人，从而忽视了中国内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这就是中国人成为“黄种人”且被化简为单一民族的开始，而事实上，在不断变化的中国地缘政治的边界内，历史上一直存在众多明显存在差异的族群。中国人一统性的外在促成力量，与中国内部一统的诉求悖论地不谋而合，尤其是在1911年满族统治终结之后，中国急切盼望着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中国人群体，以凸显自身在文化和政治上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性。唯有在这种语境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在19世纪末，由西方传教士提出的“中国人的国民性”话题，何以同时在海内外的西方人和汉人中流行起来；我们也才能够理解，这一观念何以在当日中国对于占据主流的汉人一如既往地散发着魅力。②一方面，没有什么比这个可以更好地解释把中国人作为种族边界标示的意图了——对于西方列强而言，它为1949年之前殖民中国找到理由，也使得19世纪末到现在在这些列强国家内部实施对华人移民和华人少数群体的差别管理变得合情合理；不管出于哪个目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这一说法的用处都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和汉人而言，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至少出于三个不同的意图：以统一的民族抵制20世纪早期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主义；践行自省(self-examination)，这是一种将自我(self)这一西方概念内在化的努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给部分少数民族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之外，还要把少数民族的国家诉求和爱国奉献精神调适到中国这一国族身份上。 以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性”术语问题简要而宽泛的探讨充分表明：这些术语被激活，乃是由于与中国外部其他人的接触，以及与内部其他族群的碰撞。这些术语的意义并非只是在最一般层面上使用，同时也在最具排他性的层面上发挥着作用，它们兼含普遍和特殊于一体。更确切地说，强势个体把自己仿冒成普遍性，这与外部因素施加给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性的粗糙的普遍化串通一气。这种外部因素来自西方，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它们自19世纪以来，一直抑制且抵抗着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日本和韩国明确地开展“去汉化”运动，定义自己国家的语言，以反抗中国文化的霸权，例如，在它们各自的语言中，消除日文汉字(Kanji)和朝鲜汉字(Hanja)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