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意义阐释的终极结构。无论是国族或是个人，也无论是阶级或是性别，都必须通过“历史”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以性别视角而论，女性必须面对这样的历史尴尬：女性没有历史。女性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被放逐，成为沉默的另一半。长期以来，历史或历史叙事一直是由男性神话的叙事传统所构建，在已有的历史叙事中，女性是缺席的他者，同时，因为其被支配和被书写的命运，女性又是历史永远的客体。作为两千年的历史盲点，女性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①。必须承认，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场域，女性作为实践主体在其中的政治、经济、宗教、战争乃至文学等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活动基本缺失，由历史所涵括的关于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各种宏大叙事，涉及女性的部分几为空白。这种局面进一步恶化了各种历史价值的认知中对女性价值的压降趋势，性别关系中的等级制度与权力模式，已经成为历史意识中的“超稳定结构”。这使得“历史”成为一个相对于女性的巨大的政治概念。针对历史的言说或书写对于女性来说是如此重要，是因为获得“历史”就意味着获得“拯救”。 由此，“历史”成为女性获得写作权力后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写作主题。通过一种历史书写，一种历史批判，阐明一种针对性别政治的历史意识，最终在历史叙事中构建女性自己的主体性，几乎成为女性写作的起点。这个主题的写作对于进入现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写作而言，同样意义非凡。本文将论述中国女性写作自现代以来所形成的史述传统。 一、历史认同：女国民化写作 女性写作始于“历史”，始于女性成为历史主体的渴望与内在动机。中国新文学中的女性写作也不会例外。但起步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与起源于近代的西方女性写作存在着历史意识的巨大差异。有着独立的妇女运动背景的西方女性写作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男权中心的历史传统的对抗与解构，历史(history)作为男性神话(his-story)受到了女性写作全面的质疑与拷问，潜流与断层不断被揭示或展露，冲蚀和消解着作为稳定的历史表象的男性形象。而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只是启蒙运动这一文化弑父行为中被附带解放的“女儿”，只是“历史诡计”中的被动的获益者。她们不仅被启蒙话语所覆盖，同时也被启蒙政治所榨取和利用。她们的写作，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历史中的性别政治。 清末民初，中国女子被冠以“女国民”之称，这不仅意味着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法律上的权利定位，更重要的是一种带有平权色彩的历史身份的获得：“我侪所受之责任，应与男子相同，皆有国民之责任。”②带着这样的身份浮出历史地表，并带着这样的身份开始了“着眼于民族/国家/政治立场的文学起步”③。而此时，中国女性和中国女性写作所直接面对的“历史”，其实是不曾作过性别辨析的。她们在历史的“新/旧”断裂处，还没来得及对历史深层的男权结构进行清算，便匆匆开始与男性一起进行了构建新型历史的合谋。由秋瑾所开创和所代表的所谓“女国民化”写作，倡扬女性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中的实践意义，实际上是强调女性作为政治化的公民主体介入历史，并在这种介入的过程中获得主体感。此时的中国女性写作表现出一种试图进入历史的真诚努力，是一种入世和“入史”的姿态。 这种姿态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女性写作。我们可以看到，此后的中国女性写作或在新文学起步时加入启蒙话语的阐释、演绎和传播之中，或在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接续中国近代以秋瑾为典范的向“家”、“国”并进的女权传统，超越个人和理念的狭隘立场，与阶级或国家意识形态互为融通，并最终为阶级或国家意志所统摄。丁玲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田家冲》就可视为女性进入“历史”的一个经典比喻：三小姐的勇毅以及她在一个男性群体面前表现出的高度觉悟，意味着女性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强劲的可见的力量。女性在这里被塑造成启蒙者(这一置换，改变了启蒙者形象惯由男性充任的政治修辞。这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是一种谵妄的历史改写)，她们在智慧、气质和胆略上都优于男性。在丁玲1942年以前的写作中，“女人、老妇和儿童，比起男人来都是更加能干的革命工作者——这一思想在《田家冲》中体现出来了，在《给孩子们》、《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等小说中也反映出来了”④。丁玲自己也曾写道：“党的材料证明，许多男同志在敌人关押拷打之下自首了，而女同志则一个都没有。”⑤女性的历史主体感，在这样一种“越位”式的改写中被强调。说到底，这种“越位”改写表达的是女性力图深度介入历史的愿望和企图：她们试图成为历史的核心形象，而不再只是历史边缘的徘徊者。中心/边缘、主体/客体这样的话语结构清晰地呈现在丁玲的历史愿景中。在《田家冲》里，三小姐的家庭身份还意味着，在丁玲看来，革命实践是解决个人问题，特别是资产阶级妇女个人问题的办法。丁玲个人的政治选择是对三小姐这一文学形象的最好诠释。也就是说，丁玲主张女性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实践应当取得统一，互为表里。女性写作如果缺乏实践基础，缺乏现实所指，那么，“妇女问题”就永远只能依赖于想象性解决，永远只能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丁玲在1942以后的写作中，那种僭越性别秩序的女性形象悄然退隐。而这一现象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与历史合谋的进程中，她与她的写作已更为深刻地内在化于历史之中。 这样的历史意识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得以充分地融汇、萃取与升华，形成一种经典化的表述模式。这部在各种文学史论中被称作“知识分子成长史”的小说，讲述了女性/个人如何可能进入历史。小说中首先的一个政治修辞是，知识分子被设置成女性形象(林道静)，它体现了“延安话语”对于启蒙的角色秩序的重新规定，而知识分子与女性形象的这一叠合，深刻地反映了一个被疏于清算的历史规定：女性仍然是历史深渊中苦等拯救的落难者，只不过这一次她放下了祥林嫂的讨饭篮子，披上了知识分子的体面外衣。其次，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这些依次登场的由男性扮演的启蒙者与拯救者，其对林道静施以启蒙的内容由早先的个人主义转向更具国家意志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这种转化的取义，就在于要将林道静锻造为一个更具家国意识与政治身份更为突出的女国民。再次，小说以“必然性”的雄辩姿态，证明了女性及其个人的“成长史”必须楔入更为宏大的历史，方能在终极意义上被赋予价值；脱离宏大历史的、单纯孤立的女性/个人成长史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是脆弱可笑的，它只能作为历史的否定项而遭到唾弃和批判。由《青春之歌》所代表的“十七年时期”的女性写作，包括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包括菡子、刘真的战争小说，无不是同一写作传统的再体现与再巩固。所以，“经历了民主革命的中国女性，仍然身处家国之内；所不同的是，以爱情、分工、责任及义务的话语建构起来的核心家庭，取代了父权制的封建家庭；而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呼唤，则更为经常而有力地作用于女性的主体意识”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