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1）06-0005-08 现当代诗学研究 ——关于当代旅外诗人 栏目主持人：张桃洲/刘洁岷 主持人语：1970年代末以降，中国诗人旅居海外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身处异域都为诗人们构筑了一个新的写作语境，使他们陷入一种布罗茨基所说的“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语言”的状态。在这一新的语境中，诗人们首先面临的或许是如何继续或重新写作的问题；他们随之而来的写作，则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双重跨越，写作的身份与立场，当下经验和早年记忆的纠缠等命题。 本期刊发的四篇论文分别选取30余年间几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诗人，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上述议题：张桃洲的《去国诗人的中国经验与政治书写》以北岛、多多为例，分析了他们去国前后诗作里中国经验和政治意识的延续与变异；李海英的《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详细梳理了多多不同时期诗歌语言的流变过程；赵飞的《论张枣“言志合一”的诗歌写作向度》从“言志合一”的角度，剖解了张枣诗歌中古典与现代交融的语言风格及成因；赵思运的《李笠诗歌中的文化母题意象》以“认同”为着眼点，阐释了李笠诗歌中的诸种文化母题意象；无疑，对曾旅居海外的当代诗人的深入研究，将会丰富中国当代诗歌的图景，拓展当代诗歌研究的视野。 一 中国当代特别是1980年代以降的诗歌，在政治书写方面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曾几何时，在诗歌界有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1980年代以来直至当下，诗歌的总体趋向和特征是对政治的疏离。然而，考察近三十年诗歌发展进程之后，不难发现这一观点的偏颇。 仅就1980年代初期具有诗学变革意义的“朦胧诗”来说，虽然它在当时和后来的各种讨论中，均被指认为一种追求文学自主性或审美自律性的现代主义诗潮，但其实它并未溢出那个年代为政治激情所渲染的氛围，因而与同时期的“青年政治抒情诗”在反思和批判主题、昂扬姿态乃至激越语调等方面颇多趋近之处。从根本上说，“朦胧诗”是一种介入和承担的诗歌，很多作品在对于“个体”经验的抒发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现实忧患感和参与意识，如江河的《纪念碑》： 我想 我就是纪念碑 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 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 我就有多少重量 这种小我与大我亦即个人与民族、时代的同构性，构成了“朦胧诗”的一个基本特质。此外，谈论“朦胧诗”与政治的关联性，并非仅仅针对诗歌创作本身而言，而且也涉及“朦胧诗”产生的社会影响，比如当年其所引起的论争就不完全是在诗学内部解决的。 实际上，朦胧诗人的政治书写是1980年代初期诗歌之政治热情的一部分。1980年代初的诗歌版图主要由三股潮流组成——“归来的诗”、“青年政治抒情诗”和“朦胧诗”，强烈的政治关怀正是当时这些诗歌的重要动力：“归来的诗”所包含的政治意识无须多言，那些诗歌大多显出历经苦难、劫后重生的幸存感，以及对历史的批判与控诉；而叶文福、雷抒雁、熊召政、张学梦、骆耕野等的“青年政治抒情诗”接续了195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某些特点，其政治主题的表达（对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冀）较“朦胧诗”更为直接，不过富有意味的是，一些引起强烈反响的“青年政治抒情诗”（如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等），却因涉及“敏感”题材而遭到批评，这多少体现了诗歌与政治相纠结的悖论。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朦胧诗”的激进的美学变革（其本身也隐含着政治意图），使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其诗学意义上，而忽视了对其与政治关联之错杂性的深究。 “朦胧诗”代表诗人北岛的诗歌创作及其受到的评价，成为这一诗潮与政治错杂关联的一个表征。一般认为，北岛的诗歌以他的去国为界线，前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去国前以《回答》《古寺》《结局或开始》等为代表，他的诗歌充满了对历史的批判与怀疑，尽管这一时期他也有抒情意味极浓的短诗如《迷途》《走吧》《彗星》《界限》等，但人们习惯上从政治、时代等宏大的角度去评判北岛此际的所有诗作（比如，《回答》在各类鉴赏辞典中总是获得某种定型的释读）；诚然，“对于一个像北岛这样的中国诗人来说，政治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它是整整一代人的记忆、良心、号召、经验、词和梦想的一种含混而扰人的综合，是诗歌写作中的个人语境必须面对的公共语境”①。去国后，北岛的诗歌作品主要在海外发表和出版，虽然很多人无缘一窥其全貌，但那些经由各种渠道得以展示的作品给予对他有所期待的读者的印象是，在语言、技巧越发娴熟的同时内涵、分量却变轻了，在人们看来，这似乎是由于“北岛意识到政治对艺术的某种伤害后，便开始从‘历史给他的角色’中退出，而执意成为一位纯诗的修炼者”，使其“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和能力的弱化，甚至丧失”②。不少人认为，北岛的这种变化，体现的是当代诗歌“去政治”、重技巧后陷入的“危机”，也是其必然付出的“代价”。 另一位“朦胧诗”代表诗人多多的创作及得到的评价，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形。荷兰学者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在追溯多多的诗歌创作历程后，在一篇评述多多诗歌的文论中有如许断语：“多多作品的鸟瞰图显示了一种按时间顺序的背离政治性与中国性的发展”，“多多的诗证明了中国文学存在着在政治之外的领域复活的可能性……他的诗并不限于利大英（Gregory Lee）所说的‘中国现实的复杂的反映’……也肯定不是‘骨子里的中国性’”[1]。针对柯雷关于多多诗歌的“非政治化解读”，诗人王家新表示了不安，他认为这种解读“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背离中国性与政治性是获得某种‘普遍性’的前提”；“多多的诗歌无疑有着一种超越国别与语境限制的普遍性，但它并非凭空而来，它首先从一种话语的‘具体性’而来，而且一点也不以背离中国性（骨子里的）和政治性（广义上的）为前提”[2]。倘若把多多的诗歌创作同样置放到去国的处境及跨文化语境中，那么柯雷对其作出的论断更值得寻味，他所说的“按时间顺序”的“鸟瞰图”显然也参照了多多的去国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