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E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1）06－0063－05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出现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实证性研究密不可分，法国学派早期的媒介研究中，作为中介的旅游观光者在他们的游记中就有关于异国的记载，这其中暗含了形象学的某些因子，形象学的胚胎就在强调不同国家文学关系的事实交流和影响的法国学派那里诞生了。中日之间文学文化的交流在抗战时期比较频繁，侵华战争的爆发催生出中国文艺作品中的日本形象，胡风在抗战初期留学日本，其诗歌中就存有诸多日本形象，其中既展现了盗贼般充满兽性的日军形象，又展现了工具般凄惨可怜士兵形象；既刻画了冷漠残忍的日本政府形象，又刻画了在这种政府统治下的卑微的日本平民与英勇的日本反战者形象，并将自己眼中的日本岛国的形象与留日感悟糅合着写进诗歌。这一系列的形象构成了胡风抗战时期诗歌中的日本形象。此外，诗人将自己或愤怒、或同情、或憎恨、或悲伤的情感寓于这些形象之中，让这些形象栩栩如生并富有感染力。 一、“杀人喝血”的兽军与“糊涂死掉”的残兵 日军和日本士兵的形象在胡风抗战时期的诗歌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日军在胡风的诗歌中被描绘成野兽的形象。这种野兽形象首先表现为他们的残暴：“踏着血迹冲过哭声，他们把日章旗插遍了满洲。”（《仇敌的祭礼》）日军的兽蹄经过之处哀鸿遍野，血流成河，他们为了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为了进一步侵占中国，他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事变中的日军是“那露着牙排/挂着指挥刀/帽子上嵌着太阳章的/杀人喝血的东方大盗”（《敬礼》）。倒在血泊里的是“那些在敌人的兽性下被虐杀了的老弱/被掳去了的儿童/被奸害了的妇女”（《在七月七日》）。日军就如同凶残嗜血的野兽一样视人的生命如草芥，甚至连老人、孩子和妇女都不放过。残忍只不过是日军的外部行动特征，他们真正可怕之处还在于内心的阴险：“‘为了祖国’——他们用千千万万的说谎造成了这场把戏。‘为了祖国’——他们用万万千千的说谎来神圣化这可耻的流血。”（《仇敌的祭礼》）为了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土地，日军制造了大量的借口和谎言，鼓吹“满蒙”危机，以此使得侵略中国的战争变得合理与神圣。此外，日军还具有人的某些情感意志，是一头十足的怪兽：“在飞机上，在特等头等车里，在银行、公司、衙门和军司令部里，他们在咀嚼着征服者的滋味，在发挥着统治者的暴戾！”（《仇敌的祭礼》）日军无处不在耀武扬威，肆意妄为，显得狂妄自大。然而日军并非是一味的骄傲，他们也有着警醒的时候：“大空飞敌鸟，宽路走穷黎。”（《随感》）胡风于1937年回到武汉，看到了当时穷苦百姓在地面行走，日本空军却在空中巡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只野兽还有着胆怯的时候：“一架中国侦察机/飞到了黄浦江上空/日本的高射炮连珠似地爆响了。”（《记一首没有写的诗》）一架没有战斗力的侦察机却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他们用高射炮向空中漫无目的的扫射，这是他们害怕遭遇不测的恐惧心理的真实写照。 虽然日军的暴行历历在目，但是他们的形象轮廓却比较模糊，因为诗人“把日军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表现，没有塑造出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1]。日军在胡风笔下呈现出的是一幅群兽图，他们狰狞的形象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作为独立的士兵个体的面貌和心理特征。胡风笔下的日本士兵形象则从一个侧面凸显出他们作为日军侵略的工具的风貌。他们出身贫贱：“从萧条的农村来的，从疲乏的工厂来的，从一切奄奄无色的街头巷尾来的。”（《仇敌的祭礼》）这些士兵都是诸如农民或工人一类的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他们参军出征只是为了寻求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压着你们的有一个沉沉的历史威力，鼓动你们的有一些茫然的愚蠢的希冀。”（《仇敌的祭礼》）然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作为侵略工具任人摆布的悲惨事实：“飞机、大炮、机关枪、毒气……没有一样是你们的，它们不过暂时交到你们手里，去屠杀海那边的和你们一样的兄弟，去为他们打出江山来，替他们建筑新的王位。”（《仇敌的祭礼》）这些普普通通的日本士兵的命运就如同飞机大炮等武器一样任人操控，他们美好的梦想也好似虚幻的梦境一般难以实现，他们只会在为日本军部打拼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胡风从日本士兵的身世、心理与命运中挖掘和展现出他们作为日军侵略工具形象的本来面目。 从日军和日本士兵的形象中我们隐约可以体察到诗人胡风的某些情感。对于日军的野兽行径，胡风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义愤填膺，无法遏制：“卢沟桥的火花/燃起了中华儿女们的仇火/在枪声炮声爆炸声中间/扑向仇敌的怒吼/冲荡着震撼着祖国中华的大地。”（《血誓》）“七七事变”拉开日军全面侵华的序幕，也吹响了抗战的号角。日军的暴行激起了诗人强烈的愤怒之情，演变成为中日之间的血海深仇。这种强烈的愤懑压抑在诗人的心中让他感到难受，他希望得到宣泄：“我要尽情地歌唱：/用我的感激/我的悲愤/我的热泪/我的也许迸溅在你的土壤上的活血！”（《为祖国而歌》）胡风的这种愤怒的情绪似乎有些过激和疯狂，正如他自己所说：“战争一爆发，我就被卷进了一种非常激动的情绪里面。”[2]然而这种“激动的情绪”将作为他者的日军形象纳入到以中国本土文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范畴中，“这些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解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3](P17)。胡风的愤怒也是当时的抗战诗人和人民大众的共同感受，日军形象正是对社会集体观念的一种复制，诗人把日军想象成非人的野兽，将其野蛮残忍和奸诈狡猾的性格建立在与作为人的自我优秀文明的道德对比之上，并通过隐喻的模式将其“消解”。因此，“与优越的本土文化相比，异国现实被视为是落后的”[4](P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