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抒情”诗派概观: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前几年,我曾被拽进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中去,受命编写抗战及40年代这一段。这自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也有一样好处,就是多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一些有特色而长期不被注意的作家作品说几句话。比如,在讲到抗战以来左翼诗潮的新面目这个问题时,除了人所共知的“七月”诗派外,我也乘机介绍了另一个左翼诗派,并将其命名为“反抒情”诗派。由于该诗派迄今仍然不大为学界所知,所以在此似乎有必要做一点概括的介绍。为省事起见,就恕我先照抄那部文学史的相关文字吧—— 另一支左翼诗人先后以《广州诗坛》、《诗群众》(广州)和《诗》杂志(桂林)等为阵地,其主持人和骨干作者主要来自岭南地区,如胡明树、鸥外鸥、柳木下、婴子、周为等都是两广人士。他们在坚持为抗战而歌的同时,“热心地探求着新形式”(艾青评语),从抗战初期到抗战中后期,一直坚持不懈,特别自觉地追求一种“反抒情”的知性诗风,成为战时左翼诗潮中独特的一支,可称之为“反抒情”诗派。其代表性的诗人就是鸥外鸥、胡明树和柳木下。 鸥外鸥(1911—1995,广东东莞人,原名李宗大,笔名又曾作欧外鸥),他是现代中国最具艺术个性和前卫意识的诗人之一。他少年时期就读于香港,20年代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转而从事文学,30年代前期在上海曾与现代派诗人交往,诗作兼有唯美颓废的风味和知性讽刺的意趣。稍后他不满现代派诗人的脱离实际,诗风有所转变而接近左翼的立场。抗战爆发后在广州与胡明树、柳木下等组织“少壮诗人会”,主编《诗群众》。广州沦陷后,流亡至香港;1941年底香港陷落后,来到桂林,与胡明树等编辑《诗》月刊杂志。1944年出版《鸥外诗集》,收1931年至1943年的诗作,而以战时在香港和桂林所作为多而且也最有特色,分别构成“香港的照相册”和“桂林的裸体画”两个系列的组诗。前一系列其实也可以包括关于广州的诗篇,它们颇富反帝爱国精神,如《和平的础石》、《文明人的天职》、《用刷铜膏刷你们的名字》等,末一首用在租界里为外国资本家住宅刷门牌的中国人口吻,斥责外国资本家是“一群贪婪可憎的苍蝇满伏在中国”。后一系列则展示了战时文化城桂林的文明危机:由于香港沦陷,大批香港的资本家与市民涌入桂林,不仅使桂林百物腾贵,而且用摩登都市的生活方式污染着这座纯朴的山城,这让诗人忧心忡忡。《被开垦的处女地》一首就展现了原本自然的桂林与“外来的现代文物”的对立。诗人别出心裁地运用象形的汉字,对诗形与诗行的安排颇为讲究。如开头一段(按原文竖排):
这并非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形象地凸现自然与现代的冲突:“狼犬的齿的尖锐的山呵/这自然的墙/展开了环形之阵/绕住了未开垦的处女地/原始的城/向外来的现代的一切陌生的来客/四方八面举起了一双双的手挡住/但举起的一个个的手指的山/也有指隙的啦/无隙不入的外来的现代的文物/都在不知觉的隙缝中闪身进来了。”所以诗人在最后提醒人们:“注意呵/看彼等埋下来的是现代文明的善抑或恶吧。”① 所以,鸥外鸥的新形式实验是为了表达他的现代性感受服务的。但与一般现代派之质疑现代文明而不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不同,此时作为左翼诗人的鸥外鸥对文明的现代性批判同时也是对国统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他不仅讽刺那些带着殖民地崇洋迷外生活作风的人是“一群传染病人呵”(《传染病乘了急列车》),更指斥那些发国难财的贪官奸商们是“食纸币而肥的人”,辛辣地嘲讽“他们吸收着纸币的维他命ABCDE”(《食纸币而肥的人》)。对那些辛苦挣扎的升斗小民,鸥外鸥也不像一般左翼诗人那样情绪化地为其作不平之鸣以至愤怒的呐喊,而是将他们的可悲处境做了反抒情的冷处理,转化为超越了情绪反应的反讽。如《肠胃消化的原理》如此表现食不果腹的穷人—— 我蹲伏在厕所上竟日 一无所出 大便闭结,小便不流通 我消化不良了 医生也诊断为“消化不良”要我服泻盐三十瓦…… …… 我的胃肠内一无所有 既无所入焉有所出 既无存款即无款可提 泻无可泻 泻无可泻 我这个往来存款的户口 从何透支 如此富于知性的反抒情诗风,既不乏批判的力度,又让人读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艾青曾赞誉“鸥外的诗有创造性、有战斗性、有革命性”②。那创造性就突出地表现在善用知性的反抒情风格,来表达对社会现实和现代文明的批判性反思。 这种知性的反抒情诗风也是柳木下和胡明树的主导风格。胡明树在当年的一篇诗论中对此有所申论: 数年前,鸥外鸥的《情绪的否斥》和徐迟的《抒情的放逐》,虽曾惹起不少人的反对,但作为反“抒情主义”这一点来看,我还是赞同的。 抒情诗不可无抒情成分,但叙事诗已减低其成分,讽刺诗,寓言诗也就更少。那么,会不会有一种完全脱离了抒情的诗呢?可能有的,将会有的,而且已经有的。那样的诗一定是偏于理智底、智慧底、想像底、感觉底、历史地理底、风俗习惯底、政治底、社会底、科学观底、世界观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