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的城乡之间逐渐出现融合态势，这一态势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变得更为显著。当代文学对这一态势的把握几乎是同时的。路遥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城乡交叉地带”概念，意指新旧时代交叉带来的城市和乡村在生活方式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交叉（交往、渗透与矛盾）①。这一对社会转型与城乡变迁的敏锐把握，得到不少作家的回应。如果说90年代有关“现实的情况，城与乡的界限开始了混淆，再不一刀分明”② 的感慨往往还是由作家道出的话，进入21世纪后，类似的感喟已经出自一些小说中的人物之口，例如：“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的对峙又如此的交融。”③ 从创作情况看，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以描写乡下人进城、还乡为主。80年代此类叙事还属少见，其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通过高考、参军进入城市，到了90年代以后，有关城乡交叉地带的叙事已然成为潮流，其主人公除了前两类人物外又增加了打工农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使用“城乡交叉地带”这一概念时，既把它当作一种物质时空的现实（即指转型时代的交叉和城乡的交叉），也将其作为一种心理现实，即指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人所产生的既非城亦非乡的异乡人的漂浮体验。而在文本方面，主要从近三十年的长篇小说中选取路遥的《人生》（1982）、贾平凹的《高老庄》(1998）以及阎连科的《风雅颂》（2008）作为考察对象。 这三部小说，可谓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的著名文本。它们共同呈现出这样一种叙事模式：乡村出身的知识男性先是与当地最美丽的女性确定婚恋关系，而当他有机会进入城市后，就转而选择与一位美丽的城市女性建立起新的关系并同时抛弃乡村女性；但在另一方，被抛弃的乡村女性却对其痴情不改。本文借用以往学者对传统文学创作中“才子佳人模式”④ 的概括，将此类小说叙事命名为“新才子佳人模式”。同时，权且以“乡村才子”指称乡村出身的知识男性，而相应地以“城市佳人”与“乡村佳人”分别指称小说叙事中的城市与乡村女性。之所以如此借用，是因为无论新旧，此类文学叙事都是以“才子”的人生进退及其与“佳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体现着相近的性别文化观念。而此一模式的书写与传统模式在故事表层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传统故事中的爱情波折往往出于封建势力作梗，而“新才子佳人模式”中的爱情波澜却是与乡村才子的“进城”或“还乡”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的复杂纠葛以及主流价值观的悄然演变。 一 《人生》中的高加林、《高老庄》中的高子路、《风雅颂》中的杨科，这三位男主人公都是农民的儿子，乡下人是他们的原初身份。然而，现代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间的政策调控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导致城市和乡村存在巨大差异。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城市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毫无疑问地具有乡村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并由此生产出城里人/乡下人的等级关系：城里人生下来就得以享受城市提供的基本生活、教育、就业等各种优惠条件，乡下人却只能依靠土地生存，在土地上艰辛劳动、忍受贫穷。因此，摆脱乡下人身份、做个城里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乡村青年的梦想。 如果说进城农民的打工者身份并不能改变其在城里人面前的卑微的话，乡村才子却拥有跨越城乡壁垒、实现身份转换的资本——通过接受现代教育掌握一定的知识，进而为获得相对较好的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打下基础。三部小说中，高加林在县城读了高中，高子路在省城读了大学，杨科则在京城一直读到博士。“文化修养和教育经历能在特定场域里，成为行动者们获取社会地位的凭借”⑤。对于他们来说，知识就是其文化资本，而城市就是其建构主流身份的场域。 资本的关键问题是积累和转换，文化资本亦然。布尔迪厄指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⑥ 三位乡村才子在文化资本的积累方面都非常勤奋。高加林在县高中时是学习尖子，在县委做通讯干事时写出许多出色的通讯报道；高子路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并在工作后写出古代汉语研究的专著；杨科在京城的全国最高学府清燕大学一直读到完成博士学业，留校任教后写出不少重量级的研究论文和一部砖头厚的《诗经》研究专著。从积累的角度看，他们的文化资本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高级”。但文化资本能否帮助他们建构主流身份，还有赖于不同历史时期场域的结构，特别是各种资本所处的位置。 在20世纪80年代，高加林虽然只是个高中生，却近乎文理兼修的全才。重要的是，当时百废初兴的城市，为他有限的知识提供了施展作为的理想空间。在这里，他写作的通讯报道——文化产品能够迅速转化为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县广播站、地区报、省报、县委会议、灯光球场等各种公共空间全部向他敞开，让他有可能大显身手。在成为县委的出色通讯干事和灯光球场上的篮球健将之后，高加林终于被捧上县城“明星”的宝座。“明星”身份的获得是他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标志。在依靠知识建构主流身份这一点上，生逢其时的高加林无疑是一个成功者。现代场域的“明星”，某种意义上恰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身份——时代的文化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