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最早被中国学界所知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伴随着外来文化思潮和境外学术成果一同进入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的视野之中。从1980—1986年，有7篇文章在对日本鲁迅研究进行整体描述时，对竹内好和《鲁迅》都作了一定的介绍，如程麻的《日本的鲁迅研究近况》、霜川远志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何乃英的《日本的“鲁迅之会”》、严绍璗《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和这个时期出版的吕元明的《日本鲁迅研究史》以及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以及山田敬三的《鲁迅世界》等著作一样，都突出强调了竹内好和《鲁迅》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中的历史地位和深刻影响。像刘柏青指出：“在竹内好以前，日本还不曾有过象竹内好那样的有深刻见解和完备体系的鲁迅研究。在他以后，没有哪一个鲁迅研究者不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的”。但是，受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所限，在对竹内好和《鲁迅》的理解上还存在一定的简单化和表面化倾向，批评竹内好的鲁迅论，“是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观点甚至是歪曲了鲁迅”。认为竹内好否定了鲁迅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所以，在他看来，“‘竹内鲁迅’的真价值，未必是表现在这些不大正确的学术观点上面，而是另有所在”。① 用今天的观点看，对竹内好《鲁迅》尚缺乏复杂而丰富的理解。这个时期，尽管一些研究者不遗余力地介绍竹内好及日本的鲁迅研究，但是，由于日本的著作大都没有中国译本，这样的介绍宛如雾里观花，并未对中国的鲁迅研究产生真正的影响。 直到1986年，竹内好的著作《鲁迅》经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此，“竹内鲁迅”才正式登陆中国。这个译本当时确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连鲁迅研究界也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然而，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与我们失之交臂，而是悄然进入中国思想界。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汪晖等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上。伊藤虎丸就曾明确指出：“竹内的名字很快就最早出现在北京大学钱理群等一些人的论文里，文学研究所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一九八九年出版，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其实，汪晖在其著作《反抗绝望》中，不下七次提及或引用竹内好的《鲁迅》，甚至“坦然承认这位日本思想家，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认为《鲁迅》是一部“极富启发性的著作”。可见，竹内好的《鲁迅》对汪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竹内好悖论的思维方式，并由此出发，“汲取了其中‘反抗绝望’的主题心核，对已成定势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扭转”。③ 竹内好把鲁迅的位置“确定在传统与革命纠葛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的二重性格中”。④ 在他看来，置身于这一背景中的鲁迅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说：“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个矛盾。就像人们说革命家孙文是一个混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家鲁迅也是一个混沌”。⑤“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的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是个矛盾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⑥ 汪晖指出，在《鲁迅》中，竹内好“曾隐约地感到鲁迅小说的各种倾向中至少有一种本质上的对立，可以认为是不同质的东西的混合”，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某种有两个东西奇妙地纠缠在一起的中心”，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小说中的两个中心的真正连接是在《野草》中得以实现的，“像磁石地被集中地指向某一点”。而这一点被竹内好视为“某种本源性的东西”，但认为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勉强地说，也只好说是‘无’”。这种归结虽然不免令人失望，但是，汪晖却认为这种“存在于鲁迅作品中的对立及其统一却是真实的存在”。 竹内好把各种对立的思想与思潮的内容，像政治和文学、启蒙者和文学者、功利主义和反功利主义等等，以多种悖论性的复杂关系交织、纠葛于鲁迅文学发生的“原点”之中。在《鲁迅》里，竹内好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了“文学者”？也就是成为鲁迅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在他看来，在鲁迅的精神内部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根本，这个不变的部分，他用“回心”一词来表达，将其视为鲁迅“文学正觉”的决定性时机。在竹内好看来，“回心”和“文学正觉”内里包含着自我否定机制，他认为，鲁迅“否定性地形成了他自身”。也就是他所说的“文学的态度”，竹内将其命名为“抵抗”/“挣扎”，在他看来，只有从旧的东西里面产生出来否定旧东西的那个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在竹内好看来，鲁迅一直在否定自我，一直处于“挣扎”之中。在与外界相对抗的过程中，向着自己的根本变革发展，而正是在这种“挣扎/反抗”中，使“文学家”的鲁迅得以生成。竹内好谈鲁迅的思想方式：“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⑦“抵抗”一词包含着竹内好对鲁迅内心世界精神搏斗的复杂而独特的理解，其思想在被汪晖接受后转换成了“反抗”一词。 受竹内好启发，汪晖所探求的也正是隐含在鲁迅作品文字背后的“明暗之间的绝望的抗战”，他认为鲁迅的“绝望”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深刻的感觉，不仅存在于寻找生命的失败，而且存在于生命本身。在他看来，“对‘希望’的否定体现了对什么都不信赖的意识，而对‘绝望’的反抗则表明‘绝望’与‘希望’同样是‘虚妄’的”。接着他引述了《鲁迅》中的一段话，“由于对什么都不信赖，什么也不能作为自己的支柱，就必须把一切都作为我的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包含着自我否定与批判。汪晖认为《野草》中所充满的“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梦与现实”等等对立都依据了一种独特的心灵逻辑，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一个劲地朝某种统一运动着”，汪晖将其明确概括、提升为“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反抗绝望”的人生态度。⑧ 其实质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由此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的主体内容。当然，汪晖从竹内好那里汲取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但同时，他努力试图超越竹内好，发现了鲁迅精神结构中的“中间物”意识，由此升华为一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成为审视鲁迅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的视角，以及探索鲁迅复杂性的悖论的思维方式，这是《鲁迅》所没有的独创。显然，正是通过对竹内好《鲁迅》的借鉴，汪晖实现了鲁迅研究的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