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领袖。这是一般学者们都认同的。但1959年3月、11月，胡适两次发表文章和演说，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于是引起不同的反响，即使在自由主义者中间，也有不同的意见。 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上发表后，他的好朋友毛子水即在接着的下一期《自由中国》上发表《〈容忍与自由〉书后》，对胡适的思想加以申述和发挥。同期上又发表殷海光的文章《胡适〈容忍与自由〉读后》，承认“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贡献。这篇文章的意蕴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但他指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他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多向这类人士（指统治阶层的人士——引者）说法”。显示他不赞成笼统地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去世不到一个月，周策纵在《传记文学》（第55卷第4期）上发表《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一文，对胡适的容忍话题作了很全面的论述与深入的剖析。他说：“我们仔细检讨胡先生的一生，可以肯定地说，抗议和容忍实在就是他的基本态度与精神。”他指出，单强调容忍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用容忍与抗议两个轮子来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基本态度和精神’”。从文中可以看出，周先生注意到了，胡适写作《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和发表同题讲演的时候，和他早年的态度，“有程度上的差别”。他还指出：“胡先生似乎比伏尔泰更偏向于容忍一方面”。 相隔五十年后，大陆有两位青年学者，在各自的著作里论到当年胡适关于“容忍与自由”的话题。何卓恩先生的《〈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主义思潮》（台湾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3月）只是作为一段史实简略记述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未加深论。李建军先生的《学术与政治——胡适的心路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3月）一书，论到胡适的关于“容忍与自由”的文章和讲演时，他完全赞同胡适的主张。 上面提到的各位学者，虽其议论微有异同，但都未曾从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对胡适所强调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议题作深层的探讨与解析。本文想就此略谈一点意见。 我的意见大致有三个层面：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并非胡适的一贯的明确主张。二、从自由主义理论原则上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是难以成立的。三、胡适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强调这一命题？下面我就从这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意见。 二 胡适一生都在努力争取自由，争取发表言论的自由，争取批评政治的自由，争取批评政府、批评所谓党国、批评所谓领袖的自由。他为自己争这些自由，也为教育界、学术界，为青年，为同胞争取这些自由。他的努力不能说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胡适的争自由的努力，早在上海读书时期就已开始。在澄衷学堂，为了自由，他为一个被开除的同学力争，力争不得，他罢学而去。在中国公学，为了自由，他积极参与学生争取自治的运动，虽未被开除，却在自动退学之列。他们一群青年，在艰苦竭蹶中苦撑起一个自己办的新公学达一年之久。 到美国留学后，他的眼界开阔了，知识增加了。这时期他受到美国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基督教家庭的影响，又读过自由主义大师们，主要是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毛莱（John Morley）的著作。他的自由主义，更增加了理性。 胡适留学归国后，从1917年9月到1948年12月，30多年中，胡适争自由的努力和谈论自由最集中的有三个时期。一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二是1929年到1930年批评国民党的时期；三是1947—1948年的国共内战时期。 新文化运动时期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自由主义风头甚健，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的《易卜生主义》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对中国人来说，经过两千年纲常名教的束缚，争取个性解放，就是争取自由最核心的问题。胡适解释个性主义，第一是个人要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根本无从谈起。他指出个性主义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自己负责任。① 他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里重复强调这两个基本点。他说，个性主义“一是独立思想……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的责任。”② 胡适对个性主义的界定，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解说要比从前严复与梁启超的解说更加深入浅出，也更加准确。他完全从正面，从积极的意义上揭示自由的内涵。 还有，胡适向青年们指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③ 这话虽是在1930年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见到的，但说的是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承认个性主义是最高价值追求。这与自由主义经典思想家的意思是一致的。 这一时期，胡适没有特别强调容忍的论述，更没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话题。 1929－1930年批评国民党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