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研究 八年前在某档案室查阅资料，意外发现《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这份“讲话”，不失为周扬研究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研究一份很珍贵的史料，可收入《周扬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时作了许多删改，我们在《周扬文集》里看到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只是一个删节本。 《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是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纲要”。作为国家级的教材，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二卷署唐弢主编，第三卷署唐弢、严家炎主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上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这部教材从编写到出版历时约19年，其中实际工作时间，包括主编、编委改稿，大约6年，“为了编好这部教材，国家投入力量之大，迄今为止无以超越，会不会也是绝后的，也难说。只就人员而言，编写组集中了当时这一学科最有权威的学者，如唐弢、王瑶、刘绶松，又有当时还是青年人的许多优秀研究家，如严家炎、樊骏等。1978年后又增添了陈涌。在国内，恐怕很难再组成第二个这样的编写组了”①。1979年6月，该书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卷首的《前言》中说： 本书系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约六十余万字。拟分上下册，上册并为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陆续出版。 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至一九七九年上册第一分册付印，中间情况变易，停顿多年，编写工作和参加人员，都有变动。前后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一九六一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成编委会，到一九六四年夏完成全书讨论稿，近六十万字，历时三年。参加编写的同志有：文学研究所唐弢、路坎、樊骏、吴子敏、徐迺翔、许志英，北京大学王瑶、严家炎，武汉大学刘绶松，北京师范大学李文保、杨占升、蔡清富、张恩和、吕启祥、陈子艾，山东大学刘泮溪，厦门大学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由王瑶、刘绶松、刘泮溪、严家炎、李文保、万平近、路坎、唐弢组成编委会，并由责任编委严家炎、刘绶松、王瑶、刘泮溪、路坎分段负责，然后由主编唐弢最后改定。当时协助主编修改上册初稿的为：严家炎、樊骏、路坎。…… 第二阶段：自一九七八年九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了编写组。主编唐弢因健康关系，不能负责全面工作，委托责任编委严家炎代行，着手本书上册的修订和下册的编写。 《前言》简要地描述了该书的编写历程。从1961年初开始，国家全面铺开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整个工作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主持。教材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原本是要北大来承担的，因为北大已经承担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像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孙玉石等已经参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手就显得紧张，于是就推给了北师大，以北师大教师为主，北大、复旦、武大等高校都有人参加（包括王瑶、刘绶松、刘泮溪等），进行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些困难，1960年9月，周扬指定由唐弢出任该书主编②，编写人员也作了较大调整。唐弢出任主编后，为稳妥起见，决定先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交给大家讨论，然后再根据讨论的意见在“纲要”基础上写出书稿。到1962年秋，《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写出来了，这就有了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时为1962年11月3日下午。关于这个讨论会，严家炎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③ 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叙说： 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邀请了周扬（他当时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那几年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和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杨晦、吴组缃、蔡仪、王燎荧、朱寨、何家槐、叶以群等十几位文艺界领导和文学史研究专家出席，连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名责任编委，共有二十多人。 由于周扬的这个“讲话”编入《周扬文集》时作了许多删改，研究者未能看到这个“讲话”的原貌，因而对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功绩”就有了与事实不相吻合的评述，对唐弢及编写组各位专家的辛劳和业绩也就少了应有的体贴和理解。 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中谈到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总结性的新文学史著作”时，充分肯定了唐弢确立的“编纂原则”，以及编写组成员“文学史”的写作态度，但称“周扬在会上做的报告，都为了贯彻调整精神，带有反‘左’的特征”，把“唐弢本”对以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许多过左的观点、方法，都程度不同地加以纠正”，归源于“背景”和“周扬在会上做的报告”，这是不准确的。④ 相关的纪念和研究文章谈到周扬主持教材编写工作时，赞美之辞就更多了。例如郝怀明的《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论述周扬在领导编选文科教材工作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既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搞下级服从上级……鼓励大家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意见，要敢于坚持己见，不迎合”；“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倡导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努力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今天以至今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六十年代初期是我们党和国家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扬在思想、文化、学术建设上的一个辉煌期”。⑤ 李子云在《探病中周扬》一文中说：周扬不仅“六十年代初期”充满“光辉”，早在1940年代就抵制康生的“抢救运动”；“文革”前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久已习惯的政策执行者的地位”，“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其实在反胡风、反右时已见端倪”。⑥ 作为现代文学史家的黄修己当然不会这么说，但他把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则归结于“当时的条件”，似乎与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的周扬并无关联，这就值得商榷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中写到“唐弢本”对“‘突破’阶段许多过左的观点、方法，都程度不同地加以纠正”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