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我国逐渐变得耳熟能详。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关于世界现代史的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论述了一七八九至一九一四年之间全球的变化，并将全球化看成由英国的工业革命与法国、美国的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历史潮流。他认为是观念的进步与时代的变化导致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法的政治革命，同时，“双元”革命又促使观念进步并将其作为革命的成果之一广泛传播，所有的因素综合运动，迎接全球化的到来。 一九七二年，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后改称陆地卫星），信息的传输产生了飞跃，这被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是全球化进程加剧的标志性事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而现代化让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使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①。同年，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发表了实验性很强的文本《看不见的城市》——其中“援引的忽必烈大帝与马可·波罗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可以说是全球化起源方面最不寻常的事件”。文学就是一只游弋在时代河流中的“鸭”，率先感受“春江水暖”。 中国元大帝与意大利的旅行家、商人的身份别具象征意义——“政权”与“市场”的历史性对话意味深长，东西观念的碰撞引发了悠长的历史遐想，尤其是对话中提到的“地图和疆域”可以说是行使主权的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地图让模糊的“边疆”变成了清晰的“边界”。尽管在忽必烈时期的全球化完全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想象和思考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当时的中国乃“乡土”世界，城市是“看不见”的；地处“中”央，世界的诸多角落并不被感知。马可·波罗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忽必烈的雄心，同时他的游记则诱发了“地理大发现”。“《马可·波罗游记》这一十三世纪晚期的文献，为后来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殖民地游记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而且它还以发生在异邦世界的奇迹，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人的文化想象。”② 据传，哥伦布航海时就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并且在上面留下不少手记。 以新大陆的发现为标志的海洋时代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而我国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恰好使我们错过了这一页。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近代以来，我国的“现代性”追求含有被动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后来国家领导人大力提倡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猫论”以及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成功取代，才有效地将我国带进全球化的轨道，参与到新一轮世界的剧变中。这种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并深入到个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以及情感方式。这变幻的一切也在文学叙事及其想象中得到微妙的展现，二十一世纪以来，参与全球化的愿望及对新世界的想象正在成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主题。 就文学而言，全球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是随着开放的深入，出国居住的作家增多，这让想象的西方祛魅，也让作家拥有不同的视角；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的作家拥有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机会，长时段的写作计划及短时间的采风、友好访问及旅游观光等扩大了作家的视野；三是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外的作家越来越多地到中国交流观光，官方或民间组织的多国作家交流活动频仍，最近好几届诺贝尔奖得主都到过中国；四是由于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双向翻译日趋频繁，许多翻译家也从事文学创作，介绍外国文艺成果的刊物和出版物增多，国外重要奖项的获奖作品翻译极为迅速，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石”；五是网络提供的技术支持使跨区域的交流变得便捷即时，有形的国界无法阻挡长翅膀的信息，以及交通速度的几何倍增，使麦克卢汉描述的“地球村”成为可能。这些变化构成了新世纪的文化生产语境和文学的叙事处境，最终曲径通幽地改变了文学地图及其叙事面貌。 一、“西方”的刺激与经验：全球化的开端 郑小琼在诗歌《机器时代》中写道： 美资厂的日本机台上运转着巴西的矿井/出产的铁块，来自德国的车刀修改着法国的/海岸线，韩国的货架上摆满了意大利的标件……我每天忙碌不停，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 这就是“我”——当前一个南方城镇流水线上的女工经验中的“全球化”，足不出厂却已经与全球发生了摆脱不掉的关系，这绝不是传统“阁楼”中做女红的人可以设想的。机器以它的喧闹运转协调着整个世界，同时也以它轰鸣不息的节奏扰乱了人类的宁静，加速我们的脚步。田园牧歌的生活一去不返，当机器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我们当中，机器在改写人类空间和时间，同时也在奴役生产机器的人们。机器带来了工业革命，带来了速度和流动，为人类和商品的大规模流动创造了物质条件，“民族的远离家园，也许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它瓦解了深厚、古老而且地方化的传统主义”③。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变化和创新就成了历史必然，我国现代转型的被动性也与此相关。 改革开放将我国重新带进一度中断的“现代性追求”，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走出国门的作家日益增多，经常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有北岛、哈金、薛忆沩、严歌苓、陈河、虹影、陈谦等。北岛的创作一直贯穿着他作为一位“全球漫游者”的漫游与乡愁，其新作《城门开》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有距离地回忆故都及自身成长的历史，此时，北京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的故乡被游子深情地回忆，也是心灵意义的精神家园被叙事者召唤与重构。薛忆沩将他的小说集命名为《流动的房间》，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鲍曼的名作《流动的现代性》。“流动”正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收录其中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对白求恩的叙述改变了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恰好应验了伊格尔顿的宣言，没有一种阅读是“中立的和清白的”。当然这个判断用在叙述人乃至作者身上同样适应，无论写实还是虚构，都暗含着作者保留记忆与想象的基本愿望，这是叙事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