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网络：改造旧的与建立新的 新中国成立初，为建设新的“人民文艺”，为把文艺生产纳入意识形态建设轨道，国家对旧文艺传播网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其一，改造私营出版社、书店、旧租书摊、私营电影企业、电台、剧团等文艺生产传播机构。当时这些机构还普遍存在单纯盈利和单纯娱乐的思想，还未确立思想宣传和教育民众的观念。《文艺报》为此刊发大量批判文章。如北京宝文堂、学古堂、泰山堂、二酉堂等旧书店，还在大量印刷封建迷信、色情、忠君等麻醉人民思想的读物①；隆兴、用来、新星等私人书局惟利是图、粗制滥造②；北京租书摊还在经营淫秽的武侠、言情小说③；私营电影企业还在拍摄放映《江村游侠传》、《饿人行》、《阴阳界》、《三百六十行》、《鸳鸯剑》、《彩凤双飞》等落后、色情的反动电影④；多数农村剧团还在上演淫秽的《马寡妇开店》、《借种》、《王二姐思夫》，充满封建毒素的《英烈传》、《烈女传》，侮辱劳动人民的《三怕婆》、《老少传》⑤；赵燕侠、杨宝森、程砚秋为赚钱，上演封建、色情的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剧目⑥等。上海有全国最多的出版社、书店、电影厂（院）和戏院，“这一切文化企业，今天还有绝大部分掌握在以营利为目的、以文艺为商品的资产阶级手中”⑦。因此，党和国家开始在多数私营文化企业实施党委领导和负责制，并逐步进行公私合营和公有制改造。由于新建的国营生产传播机构的传播能量还十分有限，为使新人民文艺最大范围地普及，当时曾利用旧传播网络传播新的人民文艺。 其二，改造文艺生产者与传播者。高校教师是文艺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力量，在1951年整风中，《文艺报》发起文学教学的讨论，通过大量刊发学生来信和教师检讨，规范教师的文艺传播行为。山东大学的吕荧被确立为拒绝批评与改造的典型，复旦大学的赵景深、蒋孔阳被学生公开点名批评。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广大文学教师不得不检讨并改进文学教学，与意识形态的要求保持一致。1958年《文艺报》开设“大学文学教学改革特辑”，先后介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中文系反对“厚古薄今”、促进文学教学革命化的运动，以此规范文学教师的教学行为，推动他们以新思想和新观点传播新文艺。 由于电影、电视尚未普及，数以万计的戏曲演员和民间艺人成为文艺的重要传播者。文艺界曾长期实行改人、改制、改戏政策，改造旧戏曲演职人员，使其从演出为赚钱的“戏子”向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演员”转变。从延安时期开始，党就持续不断地抓民间艺人的组织工作，但由于他们的活动方式零散，很难进行一体化的管理和改造，有些缺乏艺术才能、好逸恶劳、道德败坏的人，乘机混进艺人队伍。为纯洁民间艺人队伍、控制坏书流行，1963—1964年文艺界开始在全国范围实行登记上岗制度，未经审查并颁发演出许可证的不许上岗；以县为单位设立曲艺协会、艺人联合会、联络小组、曲艺队等群众性组织，把流散艺人组织起来，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和业务教育⑧。文艺界还树立了不少优秀艺人榜样，如陕西的韩起祥、天津的李润杰、部队的高元钧、福建的陈春生、湖北的魏子良、胡明朗等⑨，带动说书赚钱的民间艺人向党的红色宣传员“转化”。鉴于民间艺人改造难度太大，1963年上海等地开始大规模培养红色故事员，试图以此改造并彻底取代旧民间艺人，仅天津地区就出现了七千多名故事员⑩。 在改造旧传播网络的同时，党和国家还逐步建立起遍及全国的文化馆、站、俱乐部（农村、厂矿、连队）等普及性文化机构，有效地推动了“人民文艺”的传播。1955年，文化部召开各省市文化局长会议，系统规划农村文化传播网络建设：“必须配合农业合作化高潮和扫盲运动，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工作。必须实行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大量发展以农村俱乐部为中心的农村文化事业网——电影放映网、幻灯网、书刊发行网、图书流通网、艺术团体网、广播收音网、文化馆站网。”(11) 1955—1956年农村俱乐部飞速发展，形成覆盖全国的俱乐部网(12)。十万多个农村剧团和自乐班、歌咏会，几乎全被归并到俱乐部(13)。 为使社会主义文化普及到每个角落，国家非常重视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等薄弱环节和“空白点”的文化建设，把有限的传播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文艺界坚持雪中送炭、普及第一的原则，采取各种措施丰富农民的文艺生活：专门成立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通俗读物。1956年出版发行机构在广泛调查农民阅读兴趣的基础上，做出大量供应农民读物的规划(14)。各地新华书店与原来在农村出售书画的小商贩建立批销、经销关系，形成遍及全国的农村书籍销售发行网。为让短篇小说扎根农村，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在《农村读物丛书》中编选三本《短篇小说》（1964），并号召报刊、电台、文化馆、新华书店做好推介工作(15)。赵树理也为此编选短篇小说集《下乡集》(16)。文化管理部门制定了剧团巡回演出制度，给农民送戏上门；有计划地安排城市书场、茶馆和堂会里的民间艺人回乡，丰富农民的业余文艺生活；有意向没有剧种剧团的文化贫困地区移植剧种剧团；辽东地区则“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辽东无电影地区的电影放映网，使电影普及深入到农村、工厂、矿山、森林、铁路沿线和沿海岛屿”(17)。 鉴于影视等现代传媒还不能普及（有电才能放电影，广大农村尚处于煤油灯时代），当时曾采用各种原始方法传播“人民文艺”：文化部曾重点发展幻灯事业，使其成为重要的宣教工具(18)。各地都建立了幻灯机和幻灯片制造厂，成立幻灯放映队。组织民间艺人参加幻灯放映，配合渔鼓、月琴等乐器边说边唱，演出盛况空前(19)。1964年，内蒙古“三姊妹”用最简单的工具和材料，制成四镜头幻灯机，使幻灯画面化静为动，具有了电影的部分表现能力，迅速推广全国，被人民誉为“小电影”、“土电影”、“电影戏”(20)。当时还出版了大量幻灯著作，如吴定洪的《苏联的幻灯》（1957）、吴光的《怎样画幻灯片》（1965）等，向群众普及幻灯原理，讲解如何就地取材自制幻灯机，如何绘制闪光、流水、鸟飞、花开、车行马跑、投弹、锄地、喷药、眼珠转动等活动幻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