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1）06-0056-（13） 一、走向国际，并不等于迈向一流 生活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完全拒绝“国际交流”，也很不容易。从政治话题到生活方式，从文化娱乐到学术表达，当今中国，谁都无法“闭关自守”。这不，暑假到了，北大校园里依旧熙熙攘攘，众多国际会议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路英雄豪杰你登坛来我说法，至于前来参加各种暑期学校（短训班）的国内外学生，更是如过江之鲫。北大的学生呢，同样行走天涯，四处求学问道。我指导的研究生中，今年暑假，一个到剑桥大学参加有关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讲习班，一个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查阅女性文学研究资料。而且，都是自己出钱的。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想想我第一次持护照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是在博士毕业两年之后。我们那代人，第一次出国时，大都有强烈的“文化震撼”；而如今的青年学生，经由电影、电视、互联网的多年熏陶，对于欧美及日本、韩国的城市风貌等，早就了然于心。对于他们来说，出国旅游、开会、进修、念学位，仍然会有新鲜感，但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文化潮流的转移，加上个人经济实力的提升，对于新一代学者来说，具备某种意义上的“国际视野”，已经并非难事。 我曾经谈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热情拥抱整个人类的科技创新与文化成果，或者说直面整个西方世界——“大量域外思想、文化、学术著作的译介与出版，构成了最近30年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② 以“阅读”为例，从当初的自成一体，到如今的取消隔绝与隔膜，基本上“跟世界思潮同步”，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30年的文化变迁，值得夸耀，也需要反省，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具备“国际视野”，以及如何“与国际接轨”。而这，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以及你所从事的专业。 2000年6月，我第一次到韩国，参加全南大学主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研究”国际研讨会，发表《数码时代的人文精神》，谈及互联网（Internet）必将改变21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精神风貌以及治学方法时，我断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极有可能打破凝定的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学术、文化格局。”因为，作为个体的学者，“无论身处何地，均可借助互联网，获得与北京学者几乎同样多的信息，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走。”③ 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太乐观了。两个月前，我随北大代表团去拉萨，商谈如何在学术上“对口支援”西藏大学。互联网早就接通，各种先进设备也已经有了，可就是缺少那种“面对面”的交流。各专业情况不一，建设“异地而能同窗”的“世界课堂”，理科、工科、医科乃至社会科学，都比人文学要容易得多——最难的是本国（本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因其不仅是翻译问题，还涉及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标准。 不同学科的国际化，步调很不一致。自然科学全世界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而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面对铺天盖地且绝对“政治正确”的国际化论述，我倒想泼一泼冷水——“走向国际”，并不一定就是“迈向一流”。两者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但绝非同步，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今日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在奖励用英文发表论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教授时，格外看好欧美名牌大学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员，更是唯哈佛、耶鲁等马首是瞻。在我看来，改革开放30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④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对海外汉学家（中国学研究者）的过度推崇。 无论国家还是个人，“虚心好学”从来都是美德；但如此饥不择食地获取“国际视野”，不是特别必要。放眼世界，很少像中国人这样极度关注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很难想像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会大量译介并刊行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卢梭或歌德的著作。而在中国，这很正常——稍微像样点的谈论中国的英文（不是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著作，都很可能有中文译本。最近20年，译介国外（尤其是北美）中国研究著作成为热门，各种丛书、工具书、资料集、研究专著层出不穷，好多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中心），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更是开始培养“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当下中国的学术会议，没有几个“洋面孔”，似乎就不够“国际化”——因而也就不够“高规格”了。其中规格最高、最为壮观的，当属财大气粗的“北京论坛”与“上海论坛”。前者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北京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创办于2004年，每年一次，已连续举办了7届（2011年11月举办第八届）。据论坛组织者称：迄今已有来自世界70个国家和地区的2700多位名流政要和知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与“北京论坛”遥相呼应的“上海论坛”，其总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复旦大学主办，同样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2005年创办，也是每年一次。这两个论坛邀请的嘉宾，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大概占三分之二。还有专门邀请海外汉学家或中国学家的，那就是国务院新闻办与上海市政府组织的“世界中国学论坛”（2004年创办，两年一届）、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也是两年一届，2007年创办）。这还不算各大学主办的专题性质的国际会议……这就难怪，欧美大学中稍微知名点的中国学家，每年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传经送宝”。其中有准备充分、态度诚恳，给予中国学界很大帮助的；但更多的是行礼如仪，于觥筹交错中互致问候。而中国学界如此看重“国际化”，在展现“大国风范”的同时，似乎也掩盖了另一种隐忧——那就是学术上的不自信。
